来稿作者：陈文坪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后，开始实行“一国两制”。然而，有150年历史殖民地的香港，因制度之争，回归后多次出现港人大规模上街抗议游行。如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约50万人上街的七一游行，抗议特区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2014年香港学生组织占领中环，要求2017年香港举行真普选；而2019年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导致号称百万人上街游行，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街头暴力导致许多年轻人被捕，黄之锋则是多次社会运动的“街头领袖”之一。

街头暴动让香港形象蒙尘

鉴于港府管治在香港面对极大挑战，中央政府于是在2020年6月30日起实施《香港国安法》，以维护国家主权、人民财产等安全。日前，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于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与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而被控上法庭。黄之锋9月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后，法官虽延后宣判，但刑期已无法逃脱，只是长短之事。黄之锋目前也因参与香港民主派“35+”初选，干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服刑。

黄之锋今年30岁，2012年崭露头角，年仅15岁的他当时领导了一场学生运动，反对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课程。随后，他在2014年争取行政长官普选的“占中运动”中成为最受国际关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多次登上西方杂志封面，并成为Netflix纪录片《黄之锋：热血青年vs超级强权》(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的主角。

回顾2019年7月、8月的香港街头运动，笔者8月初刚好在香港参加“世界闽南文化节”，目睹香港周末连续示威，电视台即时现场转播。笔者所住酒店面对维多利亚港，8月4日凌晨3:00，维港虽然宁静，但旺角街头却一片骚动不安，香港警方出动镇暴警察驱散示威者，东方明珠声誉不断在受损害。

当时，笔者有感而发，用文字写了在港的所见：“魅力的香港，律动的城市，维多利亚两旁大楼高耸，脉动的四面八方交通，市民生活还是如常；然而，香港的政局，却出奇的混乱，犹如维多利亚港上空，一片朦朦胧胧；昨晚至凌晨的街头骚动，镇暴警察唯有执法加以驱散；港府虽不断谴责，却束手无策，市民的诉求，港府缺乏有效沟通，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看来示威还是继续；因为警方没有反对申请游行，香港，你虽是安全，却失去靓丽形象……”

就业困难招致非理性抗议

香港回归后，既没有强势政府团队，也没有民选官员压阵，推行政策时欠缺民意支持，导致社会深层次矛盾难以化解。而支撑经济发展的行（产）业缺乏多元化，年轻人就业机会面对更大的竞争，甚至困难叠加。在像黄之锋这样的青年号召下，部分青年人不分青红皂白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争取民主自由、参与游行来引起更大注意，是一些人的心态。即便触法自身也未知。

新加坡与香港有类似的历史、文化，两城既竞争又合作，都是国际化城市。笔者就香港青年/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事件问新加坡大学生有何看法？会否在新加坡参与类似示威？一名大学生回答我:“如果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只有傻的人才会去参加示威。而香港青年找不到好工作”。回答虽有点“功利”，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年轻人意气风发，冲劲十足，各国政府都应更加关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香港虽已实行《国安法》，但特区政府不但继续沿用普通法，还有《基本法》。《国安法》是中央的法律，虽施行已多年，香港社会/港人需要时间去适应，无法一蹴而就、马上到位。

9月11日，被香港法庭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的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分别判入狱五至七年不等。法官依据法律条文而作出裁决，体现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无论是黄之锋犯案，还是其他港人案件，都须回归到司法层面，由法庭审理，才能避免人治色彩。法治与法制是香港的核心基石之一，而保障疑（罪）犯的权益，尊重法庭的判决，才能体现香港法律体系的完整。

作者陈文坪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大中华地区的政治时事和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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