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徐小龙博士

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与事件沟通渠道，反映AI已不只是技术议题，也涉及基础设施与风险管理。

人工智能竞逐超越企业层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访美行程后，中美双方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一项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设置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白宫同期发布的成果清单亦确认，双方将就相关新兴技术建立对话机制及双边事件沟通渠道。几乎同一时间，央视财经播出对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的专访。从已公开内容看，马斯克对中国的制造能力与整体发展表达了正面看法。

若把这两则消息放在一起观察，至少可以看到，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已不宜只从产品功能或企业竞争角度理解。除了模型与应用本身，人工智能的推进也愈来愈涉及两个更深层的层面：其一，是算力、电力与工业体系等基础条件；其二，是安全、规则与风险管控等治理问题。前者影响人工智能能否持续扩展，后者则关乎其应用过程能否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两者虽属不同层面，却难以完全分开。

算力讨论正回到基础设施层面

近年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多集中于模型能力、产品体验或应用场景，但若从更长远角度看，这些表现背后仍有赖算力供应、电力支撑、数据中心布局以及高端制造能力。换言之，人工智能固然体现在演算法与产品上，但其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能源、芯片、基础设施与供应链的整体条件。

也正因如此，人工智能发展愈深入，外界愈难把它视为一个纯粹的软件或互联网议题。当模型训练与部署走向更大规模，稳定供电、设备供应、散热系统、机房建设及工程组织能力的重要性都会同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算力问题未必只是单一技术问题，也与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条件和产业配套能力有关。

因此，从各主要经济体近年的政策方向来看，人工智能已不只是市场自发演进的新兴技术，也愈来愈被视为与产业政策、供应链韧性及整体发展能力相关的重要领域。这种变化，或许正是理解当前人工智能竞争的一个必要背景。

对话机制在于降低风险而非消除分歧

与此同时，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与事件沟通渠道，其意义亦不宜低估。这未必表示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分歧已大幅缩小，但至少反映出一个共识：随着相关技术应用范围扩大，建立必要的沟通安排，有助减少误判与风险外溢的可能。

人工智能与一些过往科技议题不同之处，在于其影响范围较广，并可能较快渗透至金融、网络安全、公共资讯、产业运作乃至部分高敏感决策场景。在这种情况下，若主要大国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机制，任何技术故障、系统偏差或判断失误，都可能被放大为更大的摩擦。从这个角度看，事件沟通渠道的意义，未必在于象征关系改善，而更在于为高度不确定的新技术环境增加一层最低限度的风险管理安排。

这类安排未必足以改变竞争格局，也未必能解决深层分歧，但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互信有限的情况下，保留必要对话空间，本身已具有现实意义。

算力与治理是一体两面

若再进一步看，算力与治理其实不一定是彼此孤立的两个议题。某程度上，两者可能互相影响。

一方面，若各方普遍相信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经济、产业甚至安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便较有可能持续加大对芯片、电力、数据中心及模型研发的投入。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速度往往容易受到重视，而安全、审慎与配套规范则可能需要花更长时间完善。

但另一方面，若国际间缺乏较稳定、较可预期的治理框架，各方也可能更倾向以提升自身技术与系统能力作为主要保障，从而进一步推动新一轮投入。结果是，能力建设与治理需求并行上升，彼此之间未必冲突，却也未必能自然协调。

也因此，中美今次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建立对话机制，虽然不必过度解读，却仍值得重视。它至少说明，在技术持续进步的同时，如何处理风险、分歧与外溢影响，正在成为大国互动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从中美同意启动人工智能对话，到公共讨论愈来愈关注算力、电力与基础设施条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议题正在由单一的技术或产品竞争，逐步延伸至更广泛的发展能力与治理安排。若只看到模型表现，可能会忽略其背后的基础条件；若只看到技术扩张，则又可能低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未来如何发展，当然仍有很多变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不再只是个别企业或单一市场的创新问题，而愈来愈关乎产业能力、制度安排，以及各方如何在加速发展与控制风险之间寻找平衡。这或许正是今次中美相关对话最值得关注之处。

作者徐小龙博士是注册专业测量师（建筑测量）。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