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名峰博士、陈炜婷

笔者梁名峰今年5月曾在“01论坛”撰文《贫穷已成广泛社会风险 单靠“精准扶贫”足够吗？》，文中提及欧盟委员会于今年推出首份全面的《EU Anti-Poverty Strategy》，并订下2050年前消除贫穷的长远目标。这标志着国际政策思维的重大转变——贫穷不再仅被视为少数人的个别困境，而是可能影响整体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风险”。在此框架下，扶贫政策已由“找出谁最穷”，转向“如何降低更多人跌入贫穷的机率”。与此趋势呼应，英国政府上月亦宣布关闭社会流动委员会（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并成立全新的“阶级事务组”（Class Unit）。

从促进社会流动到正视阶级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在宣布成立全新“阶级事务组”的同时，亦关闭了原本主要负责研究及倡议工作的“社会流动委员会”。英国女性及平等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Women and Equalities）Bridget Phillipson指出，英国社会长期未有充分正视阶级不平等问题，但现实是，从学业成绩、健康状况以至平均寿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往往跨越世代，深刻影响基层家庭的人生机会。因此，阶级不应再被视为难以启齿的议题，而应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

在具体架构上，新成立的“阶级事务组”将设于“平等与机遇办公室”（Office for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之下，与种族、性别、LGBT+ 及残疾等单位并列运作，象征英国政府首次正式将“阶级”提升至国家平等政策框架之中。这项体制重组反映相关工作未来将不再停留于研究、建议及公众教育层面，而是直接纳入政府核心架构，由部长及官员直接承担政策问责并推动落实。某程度上，这亦标志着英国在处理不平等议题上，由过去较着重促进个人社会流动，转向直面工人阶层及低收入家庭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并强调政府有责任透过公共政策，从源头改善不同阶层的人生机会。

让低收入群体进入决策视野

新专责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全面推动《Equality Act》中的“社会经济责任”（Socio-economic Duty）条款。这项条款将赋予法律约束力，要求所有公共机构在制定重大政策、规划公共交通、提供公共服务及进行预算分配时，必须依法评估有关决策对低收入家庭及弱势社群的影响，并考虑如何改善其发展机会。

除了法例落实，专责组亦将介入公共服务体验、健康差距及就业机会等范畴。这种将“社会经济福祉”融入所有公共政策评估的做法，正好呼应欧盟将贫穷视为结构性风险的思维──不再只是事后补救最贫困的群体，而是透过法定机制与政策资源分配，从制度源头降低更多人跌入贫穷的机率。

精准扶贫要确保公平的发展机会

近年香港政府积极推动“精准扶贫”，强调将资源集中投放于最有需要的群体。今年6月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除介绍各项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家庭及全长者户）的支援措施外，亦涵盖公共房屋、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普惠政策的资源投入情况，并首次尝试以“社会资源价值”概念量化部分服务的效益。

然而，相较于详细列出资源投放规模与受惠人数，报告对于相关政策是否有效改善基层家庭处境、缩窄社会差距，以及促进社会流动的分析则相对有限。当社会不再以贫穷线作为主要政策讨论框架后，公众讨论亦容易集中于受惠人数及资源投放，而较少关注整体社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贫穷与不平等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一个社会即使成功减少贫穷人口，仍可能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社会流动机会不足等问题。英国成立“阶级事务组”的重要启示之一，正是提醒政策制定者不应只关心谁最贫穷，更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生机会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流动的阶梯是否正在收窄。

香港近年经济逐步复苏，但不少市民对经济改善的感受却未见同步提升。住屋负担沉重、教育与照顾开支高企，以及部分基层服务行业面对的经营压力，均令不少有工作的家庭难以明显改善生活质素。对部分年轻人而言，单靠努力工作已未必足以复制上一代透过教育和就业实现社会流动的经验。这些现象未必完全反映在贫穷人口数字之中，但却与社会不平等及社会流动息息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扶贫政策除了聚焦于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之外，亦需要持续关注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布、在职贫穷、社会流动及生活质素变化。英国推动的“社会经济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理念是要求公共机构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主动评估相关决定对低收入家庭及弱势群体的影响。对香港而言，这种思维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在讨论劳工保障、最低工资、托儿服务、基层医疗、长者照顾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时，除了考虑财政成本及行政效益之外，亦可更有系统地评估相关措施对低收入家庭、在职贫穷人士及基层劳工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助扩阔其发展机会。若能将促进社会流动及降低不平等风险的目标纳入政策评估框架，将有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扶贫不只是救助，更是创造机会

英国成立“阶级事务组”最值得借镜之处，不在于增设一个政府部门，而在于其背后反映的政策思维转变——不平等不只是福利政策问题，更涉及教育机会、健康差距、公共服务、就业市场以及社会流动等结构性因素。

回看香港，近年的精准扶贫工作无疑为不少基层家庭提供了重要支援，相关工作亦值得肯定。然而，当贫穷逐渐被视为一种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风险时，政策讨论或许不应只停留于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更需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生机会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流动的阶梯是否正在收窄。

真正成熟的扶贫政策，不只是帮助已经贫穷的人，更要避免家庭背景、社会阶层或人生际遇成为限制个人发展的障碍。当社会阶层不再过度影响一个人的发展机会，当社会流动不会因家庭背景而受限，扶贫才真正超越救助层面，成为促进公平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并确保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看见向上流动的希望。

作者梁名峰是社会学哲学博士，从事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工作多年；作者陈炜婷为民间研究员，长期关注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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