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思毅

一段约四分钟的片段，让全港看见了一个孩子。而我更放不下的，是那些没有被拍下的孩子。本月初，一名约10岁、穿着校服的女童，提着两大袋啤酒走在街上。途人想帮忙，她却只说：“爸爸唔畀”“爸爸会闹”；同行的成年男子据报还责骂她。警方其后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社署已跟进个案。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并不等于罪成。我更想先停一停，听听孩子说的那句话。

一句“爸爸会闹”代表什么？

根据善意沟通，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代表着一个人的感受和需要。“爸爸会闹”四个字里，我听到的，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担心令大人失望；她需要的，或许是安全，是有人让她放下袋子，好好休息。

更令我在意的是，当陌生人向她表示关心，她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接受帮忙会被爸爸责骂”。手有多痛、自己有甚么感受和需要，反而都被排到后面。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处于这种“先顾大人反应”的状态，专业界别会怎样看待？社署今年修订的《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便写明，心理伤害可以来自“重复的行为及／或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相处模式”；判断的重点，是这对孩子的内在状态与身心发展构成甚么影响，照顾者有没有伤害的意图，并非关键。换句话说，伤害未必来自拳头，也可以来自日复一日的相处方式。

上一代未必没有受伤

谈到心理伤害，不少人心里或许有疑问：骂两句也算虐待？以前的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我相信说这些话的人，很多是希望孩子坚强，这份心意，我明白。

只是，上一代撑得过去，未必代表当年没有受伤；这一代也没有理由照样承受。这个疑问，近年的研究正好提供了答案。2023年，国际期刊《Child Abuse & Neglect》刊登一项整理166项研究的系统性回顾便建议，把成年人对儿童的言语虐待，包括批评、嘲笑、威胁和羞辱，正式视为一种儿童虐待类型。

两年后，一项刊于《英国医学期刊公开版》的研究，分析了英格兰及威尔斯逾二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童年曾受言语虐待的人，成年后精神健康欠佳的机会高出64%，比身体虐待的52%还要高。

换言之，孩子没有自残、没有说想死，不代表内心没有受伤。抗逆力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被骂出来的“坚强”，很多时候只是学会了不再开口。我们成年人的责任，是跟上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明白怎样的环境、怎样的说话和聆听，才能与孩子建立关系，陪伴他们身心健康地成长。

为何没有人更早听见？

既然言语和心理上的伤害不易看见，问题就来了：谁有机会更早看见？

这宗事件被看见，是因为刚好有人拍下。那些没有被拍下的，又有多少？社署数字显示，2025年新登记的保护儿童个案有1,354宗，平均每天接近四宗；至于那些从未被发现的孩子，还未计算在内。这正是这几天不少评论的关注点。《香港01》主笔室的观点文章便指出：“社会的善意始终不能代替政府的角色。”

我很认同这个说法，但也想再问一步：为何没有人更早让这个孩子安全地表达和求助？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系统去看。教育局的学校精神健康支援分为三层：第一层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预防，第二、三层是识别和支援较高风险的学生。近年的三层应急机制和强制举报条例，都加强了后两层的识别和举报；但如果第一层的日常文化尚未建立好，孩子缺乏安全感未必“敢讲”，缺乏日常的学习和练习则未必“识讲”，后面的网织得再密，仍会有孩子被漏接。

在学童精神健康的讨论中，这个看法亦愈来愈多人提出。长期研究学童自杀问题的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便指出，不能仅依靠筛查与临床医疗，要从源头建立校园关怀文化，提升青少年的求助意识。他谈的虽然是防止自杀，背后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保护儿童，亦与“JUST FEEL感讲”一直推动的同理心校园文化不谋而合：让学生在安全的关系中，觉察并表达自己。

在学校原有的制度上建立文化

“建立文化”听起来或许抽象，我想用我们在学校的经验说明。“JUST FEEL感讲”是教育局《4Rs精神健康约章》的合作伙伴机构。自2018年起，我们以预防为本的“感讲伙伴学校计划”，与88所小学合作，接触超过91,000名学生、11,000名教师及151,000名家长。这些年在学校，我们最深的体会是：老师已要应付大量培训和活动，再加一项，只会令人更吃力。所以我们尽量不为老师增添额外负担，倾向在学校本来就有的制度上微调。

我们的角色，正是“训练培训者”（train the trainers）：我们不会走进课堂，也不会在旁观察，而是先装备老师，让老师学懂观察、学懂关心，学懂之后与孩子一同理解、一同面对。日常中的陪伴，始终要靠学校自己人落手落脚；我们做的，是在整个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与学校同行，着力于第一、二层，把第一层的系统性预防工作，驳上第二、三层的识别与支援，让两者不再断开。

家长日就是一例。每间学校都有家长日，但在传统家长日上，孩子常坐在一旁，听大人评论、比较，甚至指责自己，于是选择沉默。“善意沟通家长日”把次序倒转，先让孩子说。受训的老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准备，学生用两至三节课堂，练习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在约15分钟的三方面谈中，学生、老师和家长各用约五分钟分享。同样15分钟，换来真诚的沟通和有质素的连结。

受训之后，老师也更能留意到平日看不见的讯号。准备过程中，老师偶尔会遇到特别抗拒的孩子：一想到要在爸妈面前说出心声，便一言不发，甚至执笔手震。老师不会据此推断孩子经历了甚么，但那一刻定会走近孩子、即时关心，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支援；如有需要，再透过学校机制，及早转介辅导主任或社工跟进。孩子沉默的那一刻，也可以是大人更早听见的一刻。

家庭底线是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学校可以更早听见孩子，但孩子始终要回到家庭。不少家长本身也承受着健康、经济或照顾上的压力。社署指引说明，把个案定性的目的不在于指责家长；理解家长的处境，支援才能到位。但同理也需要底线：孩子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必须放在首位。分隔家庭不应是预设做法；若孩子需要暂时的替代照顾，也应按风险、家长的照顾能力及孩子的最佳利益，审慎规划团聚，并以合适的方式聆听孩子的意见。

保护孩子的过程，同样需要小心。好心介入，也要避免二次伤害。学校已呼吁公众停止转发片段、不要滋扰这个家庭。请大家留言前停一停。那个孩子，明天还要上学。

我们不能再让更多孩子独自承受

回到开首的问题：没有被拍下的孩子，谁来听见？加拿大医生、创伤专家加博尔・马特（Gabor Maté）说：“孩子不会因为受伤而受创，而是因为独自承受伤害而受创。”被听见、被陪伴，本身就是保护。预防工作很少上新闻，因为做得好的时候，甚么事都不会发生。往往要等到出事，大家才看见系统的缝隙。我希望这一次，我们不用再等下一段片段。

要做到这一点，制度上最值得做的，是让老师有时间、培训和督导，在日常中与学生建立关系，懂得安全地回应孩子的披露，并与社工、教育心理学家顺畅转介；同时把创伤知情原则融入社交情意教育和家校合作。这些工作，都可以在学校原有的节奏中做起。

一个约10岁的孩子，不应要在街上向陌生人解释，为何自己不能接受帮忙。我们已经让太多孩子失望，不应再让更多孩子独自承受本来应由成年人承担的责任。别让任何孩子独自承受伤痛。这是每一个大人、也是整个制度的责任。

作者杨思毅是慈善机构“JUST FEEL 感讲”共同创办人兼执行总监，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