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田畅

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8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官方文件，表面上是在回应外界对人民币遭低估的质疑，实际上却触及中国与西方经济体之间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当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西方究竟应该接受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新位置，还是透过汇率压力重新调整竞争规则？

中国宣示政策自主权

央行这次的态度相当明确。不接受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不认为国际组织的评估足以成为判定人民币遭低估的唯一标准，也反对其他国家将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这三条线看似是技术性的政策辩护，实际上却是中国在国际经贸博弈中，对自身政策自主权的一次集中宣示。问题在于，中国可以拒绝外部压力，却未必能够消除外界对中国贸易失衡的疑虑。人民币汇率之争，最终考验的不是中国能否在文件中表明立场，而是能否在维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回应全球贸易体系对公平竞争的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文件，重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透过人民币贬值取得贸易竞争优势，并强调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套说法的核心，是将人民币汇率重新放回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框架，而不是让它成为外国政府要求中国调整经济政策的政治工具。

从经济学角度看，北京的论点并非全无道理。贸易顺差不等于货币必然遭低估，汇率也不可能单凭一个数字判断是否合理。国内储蓄与投资、产业生产力、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以至全球美元走势，都可能影响人民币的实际价值。但北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愈大，贸易顺差愈高，人民币汇率便愈难维持在纯粹技术性议题的位置。

对欧洲及其他贸易伙伴而言，人民币的价值不只是金融市场上的报价，更关系到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以及本地制造业能否与中国企业竞争。当中国制造业在电动车、电池、机械设备及其他工业产品领域持续扩张，西方国家自然会追问：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究竟来自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与产业效率，还是同时受到汇率及政策环境的支持？

这些因素并非互相排斥。中国企业可以确实具有强大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可能受到汇率、融资条件及产业政策的影响。将问题简化成“人民币有没有被刻意压低”，反而可能掩盖更复杂的经济现实。

应注意区分估算与政策结论

官方划下的第二条线，是反对将国际组织的评估直接视为人民币遭低估的定论。这涉及一个重要区别：国际机构可以透过模型评估一国货币是否偏离中期均衡水准，但模型结果并不等于对某个具体汇率目标的精确判决。例如，名目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不相同。后者会考虑通胀差异及一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变化，借此衡量货币对外竞争力。即使某项分析显示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偏离估算中的均衡水准，也不能直接推导出人民币兑美元应该升值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求外界区分模型估算与政策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问题也在于：模型存在局限，不代表评估没有意义。国际机构的分析可以协助各国理解经常帐失衡、储蓄与投资结构，以及汇率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若中国只强调模型不可能完美，却没有提供足够透明的资料回应外界质疑，相关争议便难以真正化解。

更深一层而言，这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话语权之争。如果人民币是否合理，最终由西方政府或国际机构的评估主导，中国便可能面临一种局面：即使北京不接受外部设定的汇率目标，相关评估仍可能成为贸易谈判、产业政策争议，甚至其他经济措施的论据。因此，中国不愿让单一评估成为裁判，背后反映的是对政策自主权的重视。

但中国也必须明白，国际信任不能单靠反驳建立。当中国希望外界尊重自身的经济制度与政策选择，就更需要以可检验的数据、清晰的政策沟通及稳定的制度安排，证明其立场并非只为维护出口利益。

贸易失衡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官方强调，全球贸易失衡涉及各国的储蓄、投资、消费及财政结构，不能单靠人民币升值解决。这个判断在经济学上有其根据。一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与国内储蓄不足、消费偏高、财政赤字，以及产业竞争力等因素有关。即使要求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也不代表逆差便会自动消失。同样地，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基础设施、工程人才、产业聚集及规模经济，都是其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然而，这不代表中国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回贸易逆差国。当一个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制造能力，却未能同步扩大国内消费，出口便可能成为吸收产能的重要渠道。如果内需增长不足、企业竞争激烈，而部分产业又持续扩张产能，出口市场自然会承受更大的供应压力。对贸易伙伴而言，这种压力不只是抽象的国际收支数字，而是本地企业面对的实际竞争，以及就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所受到的冲击。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为全球贸易失衡负全部责任，而是中国是否愿意承认自身的经济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失衡的形成。

西方经济体需要处理自身的财政、储蓄及产业问题，中国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扩大内需、改善收入分配，以及让经济增长更少依赖外部市场。把问题全推给中国，无法解决全球失衡；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西方的经济结构，同样无助于建立更稳定的贸易秩序。

人民币成为新的角力焦点

欧洲近年面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对双边贸易失衡、产业补贴及市场准入的疑虑也逐渐增加。对部分欧洲政策制定者而言，人民币汇率是解释中国商品价格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变数。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仍可能凭借规模经济、供应链完整程度及生产效率保持优势；相反，假如欧洲本身面对能源成本偏高、投资不足及产业转型缓慢等问题，单靠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彻底恢复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这正是中欧争议最难处理的地方：双方都不希望承担调整成本。中国不愿因外部压力而牺牲出口竞争力，欧洲也不愿长期承受中国商品竞争对本地产业造成的压力。当双方都把问题主要归因于对方的政策，汇率便容易成为政治谈判中的焦点，而不是整体经济调整的一部分。

人民币未来走势，仍会受到美元变化、中美利差、中国经济表现、资本流动及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官方的政策宣示，可以影响市场对政策方向的判断，但无法单独决定汇率。对中国而言，人民币走势存在两面风险。若贬值过快，可能加大资本外流压力，削弱市场信心，亦会加深外界对中国藉汇率支持出口的疑虑；若升值过快，则可能增加部分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单纯追求强势或弱势人民币，而是在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与外部经贸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但这种平衡并不容易。若中国希望减少外界对汇率的质疑，最有效的做法不只是重申不搞竞争性贬值，也包括持续改善政策透明度，让市场更容易理解人民币汇率如何形成，以及官方在面对市场波动时如何处理。更重要的是，若中国能够扩大国内需求，让居民消费与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有机会降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从结构上缓解部分贸易失衡压力。

人民币之争表面上是汇率之争，深层则是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之争。央行划清三条线，只是表明中国不愿退让的起点；要让这场争议降温，真正需要调整的，恐怕不只是一个汇率数字，而是中国与西方各自看待全球经济的方式。

作者田畅是中美关系与两岸公共政策领域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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