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镇宇博士

自今年9月中下旬起，以克雷泰伊等巴黎近郊高中为代表的高中生抗议在短短几周内迅速与工会、“黄背心”群体及农民组织合流，演变为针对高里通胀与公共服务萎缩的全国性跨界别运动。上周六（10月17日），全法约55万人（工会称80万人）参与游行，期间巴黎、里昂等多地发生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导致上千家商舖受损、历史悠久的利摩日市政厅遭纵火、约2,400人被捕，巴黎等城市实施局部宵禁；尽管马克龙总统于18日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暴力，总理府也于21日接见工会代表试图降温，但主要工会与学生团体仍计划继续发起罢工与集会。

法国“强国家”困境是什么？

在距离2027年春季法国总统大选仅剩半年之际，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及其背后的政局变化？作为公共政策和治理研究者，笔者在课堂上常把法国政治体制作为一个特殊样本单独剖析，学界也有专门的概念来形容法国在政治与行政体制上的特殊性，叫作“法国独特性（French Exceptionalism）”。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剖析法国制度演进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借此梳理当前政局的来龙去脉，并探讨其对法国乃至欧洲未来格局的潜在影响。

法国式“强国家”的困境，在于国家所承担的政策承诺与其实际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政治整合能力之间出现了结构性落差；而法国在制度设计与政治文化上的若干特点，又使这种“期望与能力的落差”缺乏体制内的缓冲机制，极易转化为激进的“街头政治”，这也解释了近年来法国社会冲突为何频频爆发。

半总统制的政治独特性

概括而言，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半总统制与行政集权的设计。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曾将法国体制概括为“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ism）”。简言之，政府中既有全民直选、在外交与国防等领域掌握实权的总统，又有需要对议会负责、主持内阁日常运作的总理，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这一模式源于1958年戴高乐创立的第五共和国。当时，制度设计者吸取了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党派林立、内阁频繁更迭”的教训，有意将权力集中到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部门，并设计了宪法第49.3条（允许政府在预算等法案上无需议会投票即可强行通过，除非议会通过不信任案）等制度工具，以强化行政效率、限制议会的掣肘。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先天的制度隐患：一旦总统所属阵营未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能出现总统与总理分属不同阵营、相互制衡的“左右共治（Cohabitation）”。2000年以前，总统任期为7年，国民议会任期为5年，两者选举周期并不一致。总统任期中途遇到议会选举时，选民往往借机对执政党进行“期中惩罚”，把多数席位投给反对派，密特朗与希拉克任内就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右共治。2000年，法国通过修宪公投，将总统任期缩短为与议会相同的5年（Quinquennat），并调整选举日程，改为先选总统、约一个月后紧接着选议会。这套新制度在过去二十年里基本消除了“左右共治”。

但在政党高度碎片化的今天，衍生出新的制度困境：当选民结构分化到没有任何一派能取得议会绝对多数时，总统既不愿任命反对派人士出任总理，自己任命的少数派总理又随时可能被议会推翻，最终形成“总理频繁更替”的局面。加之法国缺乏北欧或德国那种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跨党派政策妥协的传统，这一治理困境更为突出。

国家干预主义需庞大财力

其二，深厚的“国家干预主义（Dirigisme）”传统，即法国式的“强国家”传统。 法国历史上深受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影响，习惯由中央政府充当经济的规划者和社会福祉的最终担保人。举例来说，从二战后法国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导经济重建，到在能源、交通、军工等战略性行业培育法国电力集团（EDF）、阿尔斯通等大型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再到维持公共支出长期占GDP比重超过55%的庞大社保与公共教育体系，法国民众对“国家兜底”有着极高的制度依赖。

这种“国家主导”不仅体现在对内的全面统筹，也延伸到外交领域：从戴高乐时期追求独立防务、1964年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我国建交，到今天马克龙多次呼吁“欧洲战略自主”，法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大国荣光”情结。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对内维持高福利的“全能型政府”，还是对外维持大国地位的“独立外交”，都需要极为庞大的国家财力和税收作支撑。

精英决策与基层政策的脱节

其三，高度同质化的技术官僚培养体系。 那么，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由谁来运转？答案要从法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中寻找。长期以来，法国通过国家行政学院（ENA，现已改组为国家公共服务学院 INSP）等“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选拔并培养高级公务员与政治领袖。这一群体专业能力突出，但成长轨迹高度同质化、流动圈层相对封闭，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官僚阶层（Technocrats），在公共决策中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技术理性”与集权式管理。

法国知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剖析法国精英教育时曾深刻指出，这种选拔表面上基于机会均等的业绩主义，实则在标准化考试的形式下不断进行文化资本与阶层差异的再生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这种封闭性容易导致精英决策与基层政策受众的体感脱节。2019年“黄背心”运动之后，马克龙提出改革ENA，并于2021年宣布将其撤销改组，2022年初由 INSP 取代，正是为了回应社会对技术官僚体系的批评。

法国的“街头政治”文化

其四，源于1789年大革命的“街头政治”文化。 在法国特有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民众对直接政治参与抱有极高推崇，对代议制机构则始终保持着某种审视甚至怀疑。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梳理法国数百年社会运动史时发现，大罢工、街头集会等“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在法国早已演变为世代相传的常规利益博弈方式。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曾以“阻塞社会（La société bloquée）”来剖析法国的行政生态：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科层，而工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社会组织的常态化协商功能相对薄弱，基层诉求缺乏日常的微调机制。在第五共和国“强行政、弱议会”的制度框架下，当技术官僚推行的改革触及既有利益分配时，法国各利益群体往往不倾向于漫长的议会游说，而是习惯于直接通过罢工与街头动员来向政府施压。

为何局部争议会演变成全国性骚乱？

上述四个制度与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此次危机的主要成因：国家干预主义传统对应公共财政与社会契约的张力，精英教育体系对应技术官僚式决策的沟通困境，半总统制与街头政治传统的叠加则对应代议制僵局下的抗议外溢。将它们结合起来看，这场始于教育领域的风波，实质上是法国高福利模式在多重约束下承受的结构性压力测试。

首先，财政紧缩削弱了法国高福利模式的政策兑付能力。 如前所述，法国的“强国家”模式高度依赖税收与公共支出。长期以来，法国选民之所以接受居于欧洲前列的宏观税负，是因为存在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以高税负换取国家提供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教育以及完善的福利兜底。

然而，支撑这一契约的公共财政正处于高压状态。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的数据，2025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占GDP的5.1%，年末公共债务约占GDP的115.7%；同期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的平均赤字率为3.0%、债务率为87.7%。法国的赤字率位居欧盟前列，债务率则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法国政府在2026年预算中将赤字目标设定为5.0%，但政府9月已承认将无法达标,预计将会达到约5.4%。此外，2026年以来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并推升了法国国债的融资成本，使财政腾挪空间进一步收窄。

为达致财政整顿目标，政府不得不收缩部分公共开支并对教育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此外，法国近年推行的大学入学算法匹配平台 Parcoursup 持续引发学生和家长的不满；批评者指出，在公立高教资源投入受限的背景下，该系统以算法进行分流，实质上提高了普通家庭特别是大城市边缘郊区（Banlieues）学生的升学门槛。当民众感受到国家一面维持高税负与国际大国外交投入，一面却在基础教育校舍维护与师资配置上捉襟见肘时，政策承诺与实际公共服务产出之间的落差，便引发了公众对既有社会契约的质疑。

其次，技术官僚式的自上而下决策加剧了政策摩擦。 面对教育资源紧张和赤字压力，马克龙政府及中间派精英在政策沟通中往往强调“别无选择”的叙事，试图单纯以宏观财政指标说服公众接受紧缩方案。虽然马克龙改组了 ENA，但批评者认为，这更多是机构名称与形式的调整，并未改变法国决策层依赖少数技术精英闭门造车的“路径依赖”。借用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分析框架，现代公共治理不仅关乎物质分配，更关乎群体尊严与社会价值的肯认。从这一视角看，法国基层群体抗议的不仅是教育经费的边际减少，更是对自身在技术官僚决策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子女向上流动通道收窄的焦虑。这种重技术理性、轻社会协商的治理风格，在客观上放大了政策执行的阻力。

最后，议会制度僵局与内阁频繁更迭，使体制外的街头动员成为主要博弈手段。 自2022年马克龙失去议会绝对多数，尤其是2024年夏天提前解散议会却未能如愿之后，法国国民议会形成了左翼联盟、马克龙中间派与勒庞极右翼“三足鼎立”的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格局。受制于缺乏跨党派妥协的政治传统，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组建稳定的多数派内阁，总理一职成为高风险的政治消耗品。2022年以来法国总理的更替情况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总理勒科尔尼上任之初曾承诺放弃动用宪法第49.3条，但最终仍不得不三次使用该条款以强推2026年预算案，凸显了少数派政府在无多数议会下的治理困境。当行政部门只能靠绕过议会表决来维持运转，而反对党又频繁以不信任动议作为制衡工具时，代议制内部的利益吸纳与政策修正功能便基本失灵。这直接激活了法国社会的“街头政治”传统：各利益群体绕开陷入僵局的议会，直接通过大规模罢工与街头集会向行政部门施压。

民生焦虑点燃全社会共鸣

法国的罢工与街头抗议向来屡见不鲜。1968年的“五月风暴”、2005年的郊区骚乱、2018至2019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的退休金改革大罢工（当时政府同样动用了宪法第49.3条），以及同年纳赫尔事件引发的骚乱，都是典型案例。既然法国素有此传统，此次事件又有何特殊之处？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议题的起点与扩散路径不同。 此次社会骚乱并非由传统的劳工退休金改革或单一警民冲突触发，而是由高中生群体从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萎缩这一民生议题切入，进而迅速引发全社会对“福利国家退却”的共鸣，展现出强烈的“议程扩散”效应。第二，参与群体的跨阶层合流。 学生、传统工会、“黄背心”群体、农民等原本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体，在“反对生活成本上升”和“捍卫公共服务”的最大公约数下形成了联动。法国社会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伊（Christophe Guilluy）提出的“边缘法国（La France périphérique）”理论，在此依然具有解释力——即受全球化与财政紧缩双重挤压的中下层与城郊群体，正形成跨行业的焦虑共鸣。第三，制度背景的脆弱性。 以往的抗争多发生在总统拥有议会多数、政府具备较强政策调整能力的时期；此次骚乱发生在议会长期悬浮、政府须连续三次动用第49.3条才通过2026年预算案的背景下，政府在财政与政治上都缺乏妥协空间。

危机外溢重塑欧洲格局

跳出法国看欧洲，这场危机不仅在重塑法国国内的政党光谱，也可能对欧洲的政治与政策格局产生深远的溢出效应。

在法国国内，马克龙当年创立的“非左非右”中间派自由主义路线正在迅速失去选民基础，政治空间被以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勒庞（Marine Le Pen）为代表的极右翼分食。尤其是勒庞所属的国民联盟（RN），近年来通过“去极端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成功重塑了政党形象。面对民众对公共服务与教育衰退的不满，该党巧妙地将其转化为“福利排他主义（Welfare Chauvinism）”的竞选叙事。他们向基层选民宣称，法国之所以连修缮学校的经费都捉襟见肘，根源在于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消耗在了外来移民福利、欧盟预算分摊和全球化事务上；只有奉行“本国优先”，将公共资源留给“本土法国人”，福利、教育与治安才能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游行期间出现的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也极易激发中产与保守选民对“法律与秩序”的强烈诉求——而治安与秩序恰恰是极右翼长期占据优势的核心议题，这可能为国民联盟在接下来的选战中提供了双重助力。

这种叙事将复杂的公共财政与结构性改革难题，简化为“本土与外来”的身份政治问题，精准迎合了部分中下层选民在紧缩时代的相对剥夺感。多项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目前在2027年大选的支持率中处于领先位置。至于勒庞本人，虽因挪用欧洲议会助理经费案被判有罪，但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在维持有罪判决的同时，缩短了剥夺其被选举权的期限，使其在法律上仍具备参选资格；她已就此向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表示最终裁决预计于2027年4月初（即大选首轮投票前）作出。

放宽视野，法国的政局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欧洲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上升的一个缩影。德国选择党（AfD）影响力的扩大，与法国极右翼的壮大相互呼应，意味着法德这对传统的“欧盟双引擎”同时面临国内政治碎片化的掣肘。当然，欧洲各国的政党生态存在差异，并非单向度的“集体右转”。右翼力量的上升也呈现出不同光谱与执政形态，既有在议会中充当关键少数的,也有融入传统中右翼、组建执政联盟的(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对其政策走向需作具体甄别，不宜一概而论。

但总体而言，2010年代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埋下的身份焦虑与经济紧缩种子，正在2020年代下半叶转化为重塑欧洲政局的强大力量。如果2027年法国大选最终促成极右翼上台执政，其政策冲击将直接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欧盟财政纪律的执行与共同预算分配将面临更大阻力；第二，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财政赤字走向可能再次考验欧元区的金融稳定；第三，法德协调机制可能弱化，欧盟绿色转型（Green Deal）与移民政策将面临回调；第四，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中东局势及跨大西洋关系上的内部共识将更难凝聚。这些变化都将对二战后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带来深远的不确定性。

后续值得观察的政策与政治节点

与其说近期法国的社会动荡是一个“结论”，不如说它是2027年大选周期的“前奏”。从政策与政治观察的角度来看，未来数月有几个关键节点将直接决定法国政局的走向。首当其冲的是2027年预算案的议会博弈：据路透社报道，勒科尔尼政府计划在新财年大幅削减约540亿欧元开支，而社会党已明确表示不会像2026年预算那样提供支持,预算案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国民联盟，预算案能否过关、政府是否会再度被迫动用宪法第49.3条并触发新一轮不信任投票，将是检验现政府生存能力的直接考验。

与此相关联，在当前的宪政僵局下，总统与议会各派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也将决定国民议会是否会再度面临解散风险。而在大选层面，最高法院对勒庞上诉案的最终裁决，以及中间派与传统共和右翼能否达成某种竞选协调，将直接重塑大选首轮的候选人竞争格局；与此同时，11月5日的全国罢工以及教育界诉求的后续谈判，则将显示政府能否通过局部的法团协商与政策让步实现社会降温。

对于我国而言，法国是我国在欧盟内部最重要的战略与经贸伙伴之一。法国国内“强国家”模式的转型阵痛及其引发的政局演变，或许正是欧洲新一轮政治与政策变局的序幕。这不仅关乎法国自身的现代化治理探索，也将在宏观层面影响中欧经贸往来、产业政策协调与多边外交合作，值得学界与政策界保持冷静、客观的跟踪研究。

作者张镇宇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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