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近月多区接连发生爆水管、严重渗漏及紧急停水事故，由筲箕湾、屯门，到土瓜湾、北角等地，市民反复面对停水、封路、水浸和抢修。官方总是强调爆管宗数已较过去大幅下降，但对市民而言，最关心的并非“爆管”两个字，而是生活是否被打乱、供水是否可靠。当“统计上的改善”与“实际上的体验”出现落差，政府便必须重新检视水管管理、统计口径与基建更新策略。

爆水管是城市韧性问题

5月31日至6月13日的短短14天内，黄大仙区特别是慈云山一带连续录得八宗食水及咸水管爆裂事故。7月筲箕湾食水管爆裂，更导致过万户居民停水近28小时，部分大厦即使恢复供水后，高层单位仍出现水压不稳甚至无水的情况，反映维修工作的不确定性与系统脆弱性。根据水务署资料，全港食水及咸水管总长超过8,400公里，其中近4,000公里为新喉，约3,000公里在2000年后陆续完成重铺，仍有1,000多公里水管存在老化爆裂风险。

水管事故看似是技术性问题，实际上直接影响民生、交通、商户经营，甚至长者及院舍安全。10月27日，筲箕湾道一处路政署承建商工程怀疑凿穿一条直径18吋、约30年历史的铸铁食水管，大量黄泥水涌出路面，行人路及行车线被淹，车辆须涉水而行。事故令筲箕湾、西湾河及爱秩序湾一带逾一万户停水，水务署须派出水车、水缸及瓶装水支援，供水至晚上9时半起才陆续恢复。水柱击碎附近护老院玻璃窗，一名长者被碎片溅伤送院；附近餐厅的厨具、电器及货物受损，生意亦受影响。这已不是单纯“掘爆一条水管”，而是一次足以冲击社区运作和公共安全的基建事故。

同区在同年7月亦曾发生水管爆裂，约一万户停水28小时。3个月内两度出事，即使两宗事故成因不同，市民自然会问：同一供水区为何如此脆弱？是否已存在重复风险？政府有否足够及早识别和更换高风险管段？更严重的是，10月29日，黄大仙道近马仔坑道又有水管爆裂，黄大仙上邨全邨需暂停食水供应。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300毫米、主要供应食水予黄大仙上邨的供水管。水务署亦已陆续派出20架水车及40个水箱、“供水特攻队”主动为有需要的用户（如长者或行动不便人士）送上水袋及樽装水。上环亦发生咸水管爆裂，大量咸水涌出马路。

“爆管宗数下降”难以说服市民

水务署指出，黄大仙区约8公里水管已纳入“风险为本水管资产管理计划”，其中4.5公里已完成更换或修复，其余将分阶段推进，并计划在慈云山一带加装减压阀以调节供水压力。署方同时强调，爆管多与喉管老化有关，但受交通及施工限制，难以短时间内大规模更换，只能优先恢复供水。这种“优先恢复”的做法虽是现实操作的需要，却凸显一个根本问题：当维修与更换长期滞后于风险累积，“事后补救”是否只是将风险不断延后，而非真正消除？“老化”若成为反复出现的唯一解释，便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与治理的深层挑战。

水务署将事故分为“水管爆裂”、“严重渗漏”及“渗漏”三类。按官方定义，“爆裂”指水管结构严重破损，导致广大地区暂停供水或造成严重交通中断；“严重渗漏”则涉及水管出现孔洞或接缝损毁，一定程度影响市民生活；其余则归为“渗漏”。问题在于，市民不会以技术定义理解事故。若一条水管出现孔洞、需要紧急关掣、影响数千甚至上万户供水，即使最终被归类为“严重渗漏”而非“爆裂”，市民感受到的仍是停水、不便和损失。

当政府以“爆管宗数下降”作为主要说法，却未有同时公布严重渗漏、受影响用户数目、停水时数及重复事故地点，便难免令人质疑统计是否“搬龙门”，或至少未能完整反映供水风险。政府当然可以指出，香港水管爆裂宗数已由2000年高峰期大幅下降，食水渗漏率亦大幅下降。这些成绩值得肯定，说明更换水管、主动测漏及压力管理确有成效。但成绩不能成为回避问题的理由。只要旧区仍有高风险管段，只要一次事故仍可令逾万户长时间断水，市民便有权要求政府交代：究竟还有多少“计时炸弹”埋在地底？

智慧水务不能只靠监测

水务署自2016年起建立“智管网”，并已于2025年3月完成设立约2,400个监测区域，覆盖约八成食水分配管网。系统可监察流量、水压及用水流失，部分区域亦配备减压装置，以降低水管爆裂或渗漏风险。2024年，“智管网”侦测到约1,200多宗政府食水水管渗漏个案，让署方及早安排维修。这显示智慧水务方向正确。透过分区监测，政府可以更早发现异常用水流失，并把资源投放于高风险地点；透过压力管理，也可减少老旧水管长期承受过高水压的风险。

然而，“智管网”不是万能。首先，主干食水水管及约两成食水分配管网尚未完全纳入监测范围；其次，由系统发现某区用水流失，到找出怀疑漏点，仍需约2至3个月。更重要的是，监测只能协助发现问题和排列维修优次，不能令已经老化、锈蚀或脆弱的水管恢复耐用。若一条旧管本身已接近寿命极限，再先进的感应器也只能告诉政府“它快撑不住”，而不能代替更换。此外，筲箕湾事故怀疑与掘路工程有关，并非单纯水管老化。这提醒政府，智慧水务还须与地下管线资料、施工前探测及部门协调结合。若地下管线图则不准确、承建商未能充分掌握水管位置，再精密的监测系统也无法阻止工程机械误伤喉管。

监测必须配合主动换管

其他城市处理供水管网的经验，均显示“智慧监测”必须与“主动更新”并行。新加坡的公用事业局长期推动智能水网、分区计量、压力管理及管网更新，目标不只是找出漏水，而是维持整体供水系统的可靠性和低漏水率。其经验说明，数据管理必须转化为明确的资产更新计划，否则监测只会变成“知道问题在哪，但未必及时处理”。东京则长期更换老旧铸铁水管，并采用较耐震、耐腐蚀的管材，以提升地震后供水恢复能力。

对香港而言，这点尤其值得参考。香港山多、水压较高，加上交通频繁和掘路工程多，水管承受的震动与压力不小；旧区重铺水管时，应同时考虑更耐用的物料、抗震设计及关键用户的备援供水安排。伦敦的经验则是一个警示。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Thames Water）虽然使用声学感测器、分区计量和数据分析寻找漏水，但由于管网老化，漏水和爆管问题仍长期困扰市民。这说明科技不能取代投资；若换管速度追不上水管老化速度，再多的监测数据也无法阻止事故发生。

从补救转向前瞻型治理

目前政府及地区层面的应对，仍多集中于事故后的即时支援：临时供水、跨部门协调及动员关爱队等。这些措施能减轻短期影响，但本质上属“补救型治理”。当事故频率上升，单靠事后修补已难以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更遑论建立长远韧性。

第一，提升资讯透明度。 水务署虽公布部分工程进展，但整体更换计划、优先次序及时间表仍欠清晰。区议员及居民要求公开检测与翻新时间表，正正反映公众对知情权的需求。透明资讯不仅能建立信任，更可促进社区共同监察风险。

第二，制度层面建立具约束力的资产管理机制。 针对高事故率地区设立优先处理清单，订立明确时限与绩效指标，加强对承办商的监督与问责，避免“以修代管”。

第三，地区治理层面整合支援网络。民政系统、水务署方亦已陆续派出水车及水箱、“供水特攻队”主动为有需要的用户、区议会、关爱队及公用事业机构应建立标准化即时应急机制，例如预先规划长时间停水停电时开放社区会堂、设置临时供水及充电点，减低居民混乱。

减少爆水管不能只做“事后抢修”

香港要真正减少爆水管和停水事故，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抢修”和“公布数字”。政府应至少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公布更完整的供水风险指标。除爆管宗数外，应定期公布严重渗漏宗数、受影响用户数目、累计停水时数、复水时间、重复事故地点，以及高风险水管更换进度。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判断问题是否真正改善，而非只看一个被技术定义切割后的数字。

第二，加快更换高风险旧管。水务署虽设有“爆喉热点”机制，若400米路段内两年内发生超过一次直径150毫米或以上水管爆裂，便会加快更换或修复；但对于已使用数十年、位于主干道下、曾出现渗漏或位于密集旧区的管段，政府应更进取地提前更换，而不是等到“爆完又爆”才行动。

第三，加强地下管线资料与工程协调。政府应全面推动3D地下扫描、更新管线图则，并要求工程前进行更充分探测；同时设立更有效的跨部门统筹机制，避免重复开挖及施工误伤水管。

第四，提升应急供水与资讯发布。事故发生后，水车、水缸和瓶装水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及早、准确地向居民、学校、院舍、餐厅及商户发布停水范围、预计复水时间和取水地点。

香港的供水系统承载着700多万人的日常需要，也支撑着医院、学校、院舍、餐饮和商业活动。爆水管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爆完又爆”、“一爆便万户断水”的循环，绝不应被视为正常。政府当然可以说，爆管宗数已大幅下降、渗漏率已明显改善；但市民要的不是统计上的安慰，而是打开水龙头有水、掘路不会误伤喉管、旧区不再反复停水。水电稳定看似理所当然，却是城市运作最基本的支柱。当这些基础开始动摇，考验的已不只是工程，更是整体治理与社会保障的智慧。智慧水务是必要工具，海外经验也值得借鉴，但最终仍须回到最根本的一步：以风险为本，加快更换老化水管，并让统计与问责真正对准市民所受的影响。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由“爆水管后抢修”，走向真正可靠、可预测和有韧性的城市发展。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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