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浮|香港史上最血腥的双十暴动:缘起蒋介石七十大寿献礼?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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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李若浮

回顾香港1956年的双十暴动,在内战和冷战的脉络下,对蒋介石的“祝寿”和“国庆”变成了流血的骚乱,留港的亲国民党人士为了表忠更爆发连串暴力事件。

拆双十徽号引发暴动

1956年10月10日,香港李郑屋徙置大厦外墙上的“双十”徽号和国旗被徙置事务处职员拆除。按照当时的规定,居民可以挂旗,但不能影响建筑物观瞻。当年留港的国民党支持者(下文简称右派)不仅悬挂旗帜,还搭建了近两层楼高的巨型“双十”徽号,徙置事务处于是采取清拆行动。港英政府新闻处当晚发出的稿件强调,行动“系依照往年所采取之程序”。

但这项例行的清拆却引发了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动。港英的报告指出,除了抗议装饰被拆,右派还要求悬挂巨幅孙中山及蒋介石肖像。那么,右派为什么在1956年如此执着,不惜违反港英的规则,也要坚持“非挂不可”?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指出,1966年国民党情报单位在广东多地发动破坏行动,作为庆祝蒋介石80大寿的“献礼”。沿着这条线索,香港在1952年和1956年先后发生与国民党有关的骚乱,恰好分别碰上蒋介石的“六六华诞”(66岁生日庆祝的习俗,在江浙一带较为流行)和“七秩华诞”(即70岁生日,蒋介石生于1887年,华诞为虚岁生日)。这种时间上的重叠不能证明双十暴动是为祝寿而策划,却能说明这个年份确实有些特殊。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10月10日“国庆”、10月21日华侨节、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以及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经常被纳入“光辉十月”的框架一同庆祝。1951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庆祝总裁(蒋介石)华诞指示要点”,要求活动“不铺张但须普遍热烈”,并要求“策动民众作自动自发的表示,尤应以当地民众为主体”。实际指引却十分具体:公共场所须悬挂国旗,党政机关要设置寿堂,开放签名祝寿,戏院安排相关剧目,学校讲述蒋介石的言行和革命事略。表面上“民众自发”,实际上有清晰的组织要求。挂旗数量、参与人数、游行规模和募款成果,都可以成为地方党部向上级呈报的动员指标。

屋外装饰是右派表忠

1956年,适逢“国庆”45周年和蒋介石70岁生日,赴台参加活动的香港代表团被称为“国庆暨祝寿团”,右派报纸报道双十活动时,也反复把“国庆”与“七秩华诞”并置。连美国CIA的《情报周报》也注意到,国民党当年加大了海外双十活动的宣传和经费。在这个意义上,李郑屋外墙和楼顶上的徽号并不只是庆祝装饰,也是地方组织能否展示忠诚、是否完成动员任务的公开标志。同时,香港左派为防止右派捣乱,每年10月1日和10月10日要增派人员留守会所,后来连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也纳入防范日期,可见香港左右两派都把这些日子视为政治动员和安全部署的高峰。

若将1956年10月10日的骚乱定义为“双十暴动”,香港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暴动”。1952年10月10日,右派声称国旗遭毁,随后在深水埗、旺角和油麻地袭击左派工会及医院,造成10多人受伤,并掠走工会会所文件和财物。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近1,000名暴徒,最后拘捕21人。

英国解密档案CO 1023/101显示,港英认为这场骚乱主要由台湾控制的“反共抗俄青年团”策划,并把31名骨干分子递解台湾。台方则对“双十节”期间过激的行径表示遗憾,保证不会再犯。港英政治顾问区鼎敦(Sir Geoffrey Aldington)在1952年11月4日给英国外交部中国与朝鲜事务主管约翰斯顿(Charles Hepburn Johnston)的报告中指出,该组织即将并入蒋经国主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他警告,国民党可能以为,在港英殖民地从事活动即使得不到同情,也至少得到某程度的宽容,并寄望低调地遣返多名主谋能起到纠正的作用。

暴力行动组织像军队

区鼎敦另一份11月27日的报告更具体描述“青年团”在香港的架构,他指暴力行动的负责人是彭超杰(Pang Chiu-Kit),形式类似军队,以调景岭为总部,下辖9个师,每师分为3至4个营,每营再分成10个行动小队(他也指部分编制可能只存在于纸面上)。区鼎敦同时表示,左派对骚乱了如指掌,但没有大肆宣传。他认为,左派在这次事件中所展现的纪律性及其对警方保护的依赖令人瞩目,但“不能指望他们日后仍能保持同样的克制”。

林孝庭认为,蒋经国接掌情报工作后,试图透过香港的组织展现跨海运筹能力。而1952年的骚乱事件,使港英政府对他留下极差印象。1953年起,港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侦察国民党活动,甚至有驻港的党员被捕。但多数成员都仅仅被驱逐出境,这些措施没有消灭国民党在香港的组织。台湾方面的资料显示,1950年代国民党在港澳吸收的新党员甚至占全亚洲新党员数的45%。

所谓的“反共抗俄青年团”也没有真正消失。根据史料,它在并入“联合会”后仍继续活动。资深传媒人周奕记述,56年双十暴动时,该会成员曾签发汽车通行证,并乘车在外围担任指挥。该会总干事曾广顺在1957年9月为港英政府拘禁,历时三个月,后遣返台湾,是目前查到因为“双十暴动”被遣返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其后曾广顺一路高升,1984年更担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于中英谈判的回应是:“13年后香港不一定会落入中共手中。”

致力于探究香港历次暴动的资深传媒人石中英早在10年前与学者的交流中提出了“三加一”的概念,即将1956年的双十暴动、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暴动、1967年的“六七暴动”(即反英抗暴),连同澳门的“一二三事件”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中考察。近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也将三场发生在香港的事件合称为“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冲突”。由1952和1956年的两次暴动来看,这个视角确实有一定启发性。

“护旗”牺牲被蒋表扬

1952年的骚乱反映出,右派如何藉旗帜被毁一事动员成员袭击左派。1955年10月11日的孔霭松(孔松)案,则进一步把旗帜冲突转化为政治荣誉。据当时报道,益丰搪瓷厂领班、搪瓷自由工会主席孔霭松因不满左派工人李浓撕毁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孔霭松在工厂内被杀。李浓翌年被法院以误杀罪判处两年徒刑。

孔霭松死后,港九工团联合总会为他设立治丧委员会;台湾方面则以更高规格宣传这宗案件。蒋介石接见赴台参加双十活动的香港工团人士时,称孔霭松“护旗牺牲”是最英勇、最光荣的举动,是劳工界最光荣的一页历史。其后台北举行约2,000人参加的追悼会,蒋介石题写“英灵不泯”,陈诚题写“英烈常昭”,多名国民党要人送上挽联;孔霭松的弟妹也被安排赴台,接受教育和食宿接待。

这场追悼把香港工厂内的冲突纳入“国家叙事”,孔霭松不再只是工人冲突中的死者,而被塑造成以生命捍卫“国旗”、效忠“国家”的“烈士”。香港的右派报刊更把案件推向政治忠诚的层次,包括《香港时报》和《工商日报》在内的六家报纸无视香港法院的禁止报道命令,继续大篇幅报道孔霭松的纪念活动,最终合共被判罚22,250港元。

孔霭松案为翌年的双十暴动提供了政治资源:把“护旗”变成忠诚考验,并透过台湾的追悼、宣传和对家属的礼遇,向香港右派确认政治效忠的价值。对大量滞留香港、无法前往台湾的右派而言,无疑具有示范作用。

对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来说,孔霭松案也形成了一种典型范式。双十暴动发生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就在10月11日以〈港匪徒竟撕我国旗 激起公愤发生斗殴 青山道徙置区群众忠勇可嘉〉为题进行报道。侧面说明国民党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第一时间把“护旗”等元素加到报道的叙事中。

参与袭击竟被称英烈

1956年双十暴动是直接由台湾情报系统策动,还是由国民党地方力量自发,现有资料仍不足以作出确定结论。但同年10月10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广州实施“华南行动计划”,则是不可忽略的旁证。当年国民党特务针对48个目标进行袭击,包括戏院、茶楼、百货公司、公园等人流密集场所,以及铁路、油库等战略地点,原定当晚由100多名潜伏特务同时引爆炸弹。

广州各级政府及公安组织大规模巡逻和治安部署,拘捕多名涉案人员,并在隔年依法处决其中多人。台湾忠烈祠的牌位和“英烈事迹”记录也可与中国内地公安资料互相印证:1957年间被处决的少校郭文生,以及少尉邓炳勤、梁毅平和谭日明等人,均被列入“武烈士祠”牌位K6-23。官方记录的“英烈事迹”包括破坏广州戏院、联合戏院不屈就义、爆破爱群大厦被执不屈就义等等。香港也有名为范少娴的少尉被港警拘捕,最后自戕的记录。在港英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当中,则称他为“暴动份子”。

忠烈祠有官方褒扬的功能,祭祀的是为“中华民国”殉职,并有其“重大忠贞事迹且足资衿式的官兵及警察”。同一批人,在中国内地档案中是被处决的特务,在忠烈祠的叙事中则成为被捕后不屈而死的“烈士”,正好揭示冷战政治的核心矛盾:针对公共场所和平民的暴力,在一方是恐怖袭击,在另一方却是功绩。蒋介石在1962年的《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甚至宣称,不论直接抗暴或间接破坏,都是“革命复国”的忠义行动。

横向来看,港英的证据能较为充分指控1952年的骚乱由国民党策动;纵向来看,台湾的资料显示1956年广州的未遂袭击确实由国民党策动。纵观1950年代,香港因旗帜归属而起的冲突并不少见,但大多影响有限。这反过来说明,如果没有组织动员,零星摩擦本身很难演变成重大暴乱。

当“国庆”不只是庆典

国庆通常象征秩序和团结,但在内战与冷战的政治文化中,它也可能成为挑战对手、证明效忠的公共舞台。蒋介石的生日同样不只是私人纪念日;在组织化的祝寿制度下,海外行动可以被理解为对领袖和“反攻复国”国策的献礼和为国民党牺牲。当“国庆”45周年与蒋介石70岁生日重叠,地方组织面对的便不再只是一场节日庆典,而是一场需要向上级交代的政治考试。

“六六华诞”对应1952年(52年骚乱),“七秩华诞”对应1956年(56年双十暴动),“八秩华诞”又对应1966年广东多地的破坏行动。这些年份不足以单独证明,每次暴力行动都源于对政治人物的祝寿,却构成一个不能忽略的历史问题。

李若浮是一位传媒工作者与历史文章作者,长期关注香港近现代史、左翼思潮运动及国共冷战史。

文章原刊于《亚洲周刊》(2026年42期)。香港01获授权转载。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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