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宇翔

70年前，1956年爆发“双十暴动”，是战后香港史上最血腥的一页，死亡人数达61人，比1967年的“六七暴动”还多，也高于其后各次重大社会冲突。如今，熟悉这场暴动的人已不多。历史并非如烟，这场战后香港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动是怎样炼成的？把“双十暴动”放回所属的历史时空，有助理解二战后香港所处的冷战与国共内战交织的“双战构造”。

重审双战构造下的香港

“双战构造”由台湾思想家、文学家陈映真提出，核心是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相互重叠，形成1950年以后两岸分隔，以及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的历史条件。香港身处这种“双战构造”所形成的分断体制之中，成为连接两岸两个隔绝社会的中间地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反而成为国共两方角力与接触的前线，也催生了一系列本地政治与社会冲突。

1956年的“双十暴动”并非孤立事件，应放在国民党于50至70年代以香港作为反攻大陆前沿据点的政治、军事活动背景下理解。早在1952年双十节期间，香港便曾发生亲国民党群众袭击左派工会的冲突。同年10月14日，港府《每周情报报告》记录了多宗涉及右派攻击左翼工会会所的事件。到1956年，李郑屋徙置区移除旗帜与双十徽号，再度引发冲突，并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暴动。

在香港发动政治攻势，是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政治纲领的具体实践。香港既是冷战前哨，又紧邻中国大陆，在港政治行动容易引起国际关注。与此同时，香港由英国管治，成为台北仍可接近大陆的少数前进据点。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林孝庭教授写道：“韩战期间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布置地下组织与管道，为当时仍在大陆境内进行反共游击战的各路敌后人马，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援与协助。”

从我查阅的档案可见，国民党在50至60年代持续于中国华南地区策动恐怖袭击，行动包括企图炸毁大楼、以炸弹袭击影院等。林孝庭亦指出，国民党政府在港澳的地下工作于1960年代一度趋于极端化，在华南各地发动恐怖攻击，以营造大陆人民“民心思变”的氛围。1964年12月1日，香港警方在新界西贡区及港岛北角英皇道等地的隐蔽处，逮捕大批国民党特务，并一举查获藏匿于英皇道一带的大批军火枪械、约250磅高爆炸药及引爆装置。

香港同时也是两岸保持接触的地方。1956年夏天，曹聚仁往返香港与北京，传递周恩来提出国共接触的讯息。林孝庭根据蒋介石日记分析指出，蒋介石亦重视这条仍可与对手接触的渠道。

美国在港扶持第三势力

1956年是国际冷战对抗加剧的时期。美国在香港扶助反共但反蒋的“第三势力”，英国透过香港维持对华经贸关系，台北则把香港视为反攻大陆的前沿，各方力量在香港互相角力。

早在一年前的1955年，香港已发生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印尼，运送代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途中爆炸坠海。周恩来原拟乘搭该机，但因行程改变而没有登机；遇难者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曾锐生（Steve Tsang）根据英国档案及中方材料研究指出，北京在处理香港境内的国民党地下活动时，往往倾向要求港府执法，而非直接介入香港事务。

香港作为“双战”杠杆

香港亦是国际冷战宣传与讯息战的重镇。1956年前后，美新处与友联出版社合作推动反共宣传。《告别朝鲜前线》原为徐东滨提出的写作计划，目的之一是回应中共宣传片《葡萄成熟时》，其后计划改由张爱玲执笔，最终写成著名小说《赤地之恋》。小说虽由张爱玲执笔，大纲则由徐东滨起草，居间联络者为邱然（化名燕云，笔名燕归来）。

“双十暴动”前约半年，国民党在中环的一个地下联络处被港府破获。据林孝庭引用的英国资料，国防部总政治部曾在港招募、训练及派遣特工，搜集大陆情报、监视第三势力，并试图渗透港府政治部，以预先掌握搜捕行动。港警在行动中搜得情报文件、组织表及薪资资料，并拘捕20名工作人员。

10月的街头暴力随即牵动外交。1956年10月13日，周恩来与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交涉，要求保护中国居民及机构，并处理国民党地下人员问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温柏坚（Kent Wan）的研究指出，北京藉事件向英方施压，但没有出兵，反映英国在维持香港殖民管治的同时，也须顾及北京可以接受的底线。

事件亦牵动远在欧洲的瑞士。瑞士《共和国》（Republik）记者恩斯特・赫尔布（Ernst Herb）近年根据瑞士联邦档案重新调查事件：10月11日，瑞士领事馆馆务主任弗里茨・恩斯特（Fritz Ernst）与妻子乌尔苏拉・玛格丽塔・恩斯特（Ursula Margareta Ernst）在九龙乘搭的士时遭暴徒袭击，汽车被推翻并遭纵火，妻子其后因严重烧伤死亡，丈夫则生还。

瑞士早于1950年已与北京建交，瑞士企业亦透过香港与中国进行贸易，机床、化学品等货物具有商业及战略价值。赫尔布指出，瑞士政府处理恩斯特案时，同时考虑对华及对英关系，因此采取相对低调的态度，没有把事件升级为高调的外交抗议。

双十暴动后，港府拘捕及遣送部分与国民党有关的人士，但相关组织网络仍然存在。

国际冷战的平衡点

温柏坚把英方容许不同政治力量留港的做法，概括为一种微妙的平衡策略。殖民政府掌握军警、行政及司法权，国共两派则维持各自的社会基础。火石文化出版、林超荣著的《印象六七》在楔子中回忆，60年代葵涌徙置区每逢双十节便挂满中华民国国旗；10月1日，楼下的东方红酒楼又插上五星旗。他记得，亲台、亲共居民同住一区，大体上相安无事，反映“双战构造”贯穿当时香港人日常生活。

《印象六七》提到：“（扁叔回忆）1956年暴动，荃湾是重灾区，他只有十岁，大伯父（叶德范）是国民党响当当人物，经常和国民党政要往来。”偏向自由主义的第三势力刊物《中国学生周报》当时亦刊出〈一个悲剧〉批评：“如果我们也使用暴力对付共产党，那么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分别呢？”

双十暴动的后续影响，也可放在1956年至1967年间观察。资深传媒人石中英与历史学者陈明𨱇提出“三加一”的比较框架：香港1956年的双十暴动、1966年的天星小轮加价骚乱、1967年的暴动，加上澳门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这些事件涵盖香港右派策动的政治冲突、本土自发的群众运动、左派策动的政治冲突，以及澳门政治形势对香港的影响。

各场冲突之间也存在制度与政策上的连续性。双十暴动促使港府加强防暴能力。香港警队资料指出，警察训练营（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于1958年成立，专门负责防暴、人群管理及重开受阻道路，后来亦投入1966年及1967年的骚乱。澳门一二三事件则为香港左派提供示范，促使港英政府提高戒备。

香港在“双战构造”中既具有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两岸与两韩均深受内战与冷战影响，但不同地区形成的政治结果并不相同。柏林分裂源于二战后的占领及两德对峙；韩战则因国际军事介入而扩大，至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南韩在韩战前后亦经历严重的内部政治暴力，1950年发生保导联盟屠杀；济州四三事件则以1947年3月1日警察开枪事件为起点，1948年4月3日爆发武装冲突，直至1954年9月才结束。韩国左翼政治力量在战争及政治清洗中受大规模压制。

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本地群众所认同的国、共两个政权，在香港均没有管治权，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英国殖民政府。港英政府管治本地，国共两个阵营则维持各自的社会、工会、教育及媒体网络。只要北京、台北与伦敦仍认为香港具有自身用途，任何一方都难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彻底清除另一方在港的势力。

港英镇压左右两派

在这种格局下，右派发动大规模政治冲突后受到港英政府压制；左派于1967年发动暴动，同样遭港英政府镇压。50至60年代的香港因而出现一种近似“钟摆”的现象：左、右两派先后发动大规模政治冲突，又同时受到殖民政府国家机器的约束，在竞争、冲突与共存之间形成特殊的政治格局。

这种格局延续多年，亦解释了为何冷战年代的香港既是中国内战的延伸地，也是不同政治力量彼此接触、竞争和共存的特殊空间。

作者黄宇翔是香港媒体人，曾获2025年亚洲出版协会卓越评论奖、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文章原刊于《亚洲周刊》（2026年42期）。《香港01》获授权转载。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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