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若浮

在公开历史纪录中，1956年“双十暴动”没有英军死亡；1967年的“六七事件”则有一名英军殉职。然而，翻查英国解密档案可见，“双十暴动”期间也有一名英军在戒严行动中殉职，而这则死讯从未公开。

战报中的隐秘死讯

英国殖民地部的解密档案CO1030/387，收录了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辅政司戴维德（Edgeworth David）、驻北京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间的电报往来，也包括1956年10月12日至14日的军方战报，记录不少戒严行动的细节。

10月13日的第211493号战报显示，皇家陆军勤务部队（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第8连下士克利福德（Clifford, P. W.；军籍编号T/22510505A），于凌晨4时50分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Self-inflicted gunshot）。按照公开史料，李郑屋是右派聚集的核心地区之一，当时英军正在进行大规模行动，拘捕过千名涉嫌参与暴动人士。从时间与行动背景推断，克利福德可能是在执行这项高风险任务期间殉职。

1956年12月23日公布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表面上呈现出一份极为详尽的死伤清单：共记录死亡59人，包括警方致死44人、暴徒致死15人；清单甚至包含了一名“在拘留期间自杀的男子”，并注明其“系暴动份子，因伤致命，皆为自身行为所致”。

（根据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的记载，由于有一名枪伤患者在《报告书》刊发后才在医院去世，故后世记载多将死亡人数定为60人。）

然而，翻阅10月15日殖民地部的档案（CO1030/387 #58），可以发现当时已有13名军人受伤，10月13日晚的港英新闻处也有公布；但《报告书》不仅隐去了军人受伤的统计，对克利福德的死讯更是只字未提。

在“香港记忆”网站上，可以查到克利福德葬于跑马地黄泥涌道香港坟场，位置为15段2行7号。墓碑上的姓名、军籍编号和死亡时间都和解密档案完全一致，还显示他去世时只有29岁。墓碑底部刻有其父母留下的铭文：“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如此匆匆离去；你来不及说再见；但愿你安息吧，我的儿子。”

对比六七事件的高调纪念

“六七事件”（反英抗暴或六七暴动）期间，英方对英军死讯的处理手法截然不同。1967年8月28日，左派在狮子山顶竖立红旗并放置土制炸弹。英军军火专家华克曼中士（Charles C. Workman）奉命上山拆弹，在检查包裹时引发爆炸，他被冲力抛下200呎深的山坡，不幸殉职。当时港英新闻处第一时间发布了新闻稿。左派的《大公报》，以及右派的《工商日报》和《华侨日报》，都作了大量跟进报道。

事后，媒体亦报道华克曼的丧礼于9月2日在跑马地香港坟场举行。除遗属外，驻港英军、港英政府高层及民间组织均派代表出席。英军仪仗队鸣枪三响，并吹奏军乐致敬。“香港记忆”网站所载的墓碑纪录显示，华克曼的墓位于第20A段第7行第17号，去世时26岁。

由石中英的火石文化出版，张家伟撰写的《伤城记》中，纪录了华克曼殉职43年后，一枚伊莉莎白十字勋章（Elizabeth Cross），越洋过海送到了新西兰，赠给已改嫁并移民的华克曼遗孀。该勋章2009年设立，给在二战后作战或恐怖袭击中殉职英国军人。由于相关记录并不公开，无法得知克利福德是否获得了相同的勋章。

同样是在任务中不幸死亡的英军，六七事件的相关史料与报道极其丰富；双十暴动中的克利福德却长期湮没无闻。这种反差是怎么造成的？

两个时期的处理差异

后来撰写《香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著名记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曾在10月1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英军私下承认，政府官员处理骚乱不当、应对失误。

港督给殖民地部的820号电文记载，葛量洪于10月22日召见休斯进行施压，尽管休斯坚称文章属实，他仍对自己的文章令英国驻军司令及港英政府陷入困境表示遗憾。

在10月14日发给殖民地部的第783号电文中，葛量洪明确表示：将暴动责任归咎在中国某一个政治派别头上，无论对英国国内政局还是国际外交，都可能弊大于利。因此，他强烈建议不要召开“调查委员会”来制作报告，因为委员会一旦成立，便难免要对骚乱背后的政治因素发表评论。

他主张香港政府应先自行准备一份关于暴动的完整报告并予以公布，之后再根据这份报告在香港和英国的反应，考虑是否成立调查委员会。而最后1956年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也和1966年的《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同，没有成立调查委员会。

这或许可以解释，英方为何没有公开英军士兵受伤或死亡的情况。若承认有英军死伤，便可能引起英国民众进一步的追问，港英将被迫对国民党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

对港英而言，这种政治后果或许比承认处置骚乱失当更难承受。至于面对左派，英方可能没有同样的顾虑。

从双十暴动的隐匿死讯，到六七事件的高调宣传，克利福德下士与华克曼中士，两位同样在二十多岁便殒命异乡的英国青年，却因各自身处不同的政治风暴，在历史档案中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位获追授勋章、受后人瞻仰；另一位却连死讯都被刻意抹去，只留下一座荒凉的墓碑，与父母那句“来不及说再见”。如今，还原双十暴动中这第61位死者的存在，不仅是填补官方报告之间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直面被抹去、被遗忘的历史。

李若浮是一位传媒工作者与历史文章作者，长期关注香港近现代史、左翼思潮运动及国共冷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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