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云澄

街头艺术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晴雨表，也是公共空间活力的体现。然而在香港，街头表演的发展却长期陷于“缺乏规范”与“过度管束”的两极困境中。

西洋菜南街的兴衰与教训

回顾2000年，运输署在咨询油尖旺区议会后推行旺角行人专用区计划。该计划的原意本是改善旺角空气污染及人车争道问题，却意外孵化了香港具代表性的街头艺术与青年次文化聚落，甚至孕育出如C AllStar等著名乐队。

然而在实施的18年间，专用区内逐渐出现非法摆卖、杂耍及乐队表演等活动。由于缺乏妥善的管理与居民投诉机制，噪音、环境卫生及人流问题日益严重，使西洋菜南街后期被戏称为“平民夜总会”。最终在无法平衡表演者表达自由与居民居住安宁的情况下，政府宣告终止旺角行人专用区计划。

“菜街教训”揭露了香港街头表演管理的几大核心痛点：过度依赖警察以《简易程序治罪条例》执法、管理制度单一化、缺乏跨部门文化协调与社区协调机制，以及缺少有效的居民投诉管道。

现行法规交叠与官方方案的限制

现时香港并无统一的街头表演管理制度，表演者往往面对“政出多门”、权责交叠与法规模糊的困境。

在公众街道及道路上，表演受《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228章）规限，乐器演奏须持警务处长签发的许可证，且不得阻碍交通、造成噪音或影响公共安全。若转至公园及休憩处，则由康文署按《游乐场地规例》（第132BC章）管理，严禁发出令人烦扰的声音。即便在海滨共享空间允许免事先申请表演，表演者仍须恪守《噪音管制条例》及不阻碍通道等底线。此外，获发许可证不代表不受《噪音管制条例》约束，警方或场地管理方仍可因违反条件或噪音滋扰要求表演者停止演出。而在商业行为上，虽然赏金打赏被视为街头表演的一部份，但若强迫付款、预售门票、设定最低消费，或以表演形式售卖商品，均会触犯《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或涉及无牌贩卖问题。

为了填补空白，当局曾推出沙田大会堂“开放舞台”等官方方案，但成效有限：

首先是报名欠缺灵活性。方案要求预先申报团员、曲目及经过审选，破坏了街头艺术即兴互动的特点。其次是时段弹性不足。获批场地只限于周末日间（上午11时至下午6时），每组限时两小时，完全错过了晚间黄金时间。

最后则是预约供不应求。以2024年沙田大会堂为例，260份申请中仅135份获安排，成功率约为52%，反映现有替代方案难以发挥街头表演的特性与契合需求。

悉尼与墨尔本的划分机制

海外城市的成功经验可为香港提供清晰解答。澳大利亚悉尼采纳指定地点与登记制度，透过《Sydney Busking Code》划定指定表演地点，要求表演者登记并限制扩音器使用与音量，同时透过短片或课程协助表演者了解守则。

墨尔本则实施许可证与场地分类制度，按表演形式、风险等级（例如“口中喷火”等高风险表演需额外审批）及场地条件进行分类管理，对住宅区及医院附近等敏感地点作出严格音量限制。

两地制度既保障了表演者的权利，又能灵活处理居民投诉，建立起明确的权责标准。

建立“地区治理专组”统筹模式

要打破当前僵局，香港应建立统一且具弹性的街头表演管理机制。

应加强跨部门专组统筹，建议由“地区治理专组”统一负责场地划设、许可申请、音量控制及居民沟通，并开放远离民居的指定公园、海滨或公共空间供预先申请。

可进行弹性表演时间安排，平日街头音乐表演应于晚上10时前结束，以减少对附近居民休息的影响；而在指定节日或特别活动期间，则可采取“特事特办”弹性安排，延长表演时间至晚上12时前，以配合节庆气氛与社区文化活动。

应建立动态检讨与居民回馈机制，专组应透过居民反映与回馈管道主动听取社区声音，评估街头表演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并设置扣分及停权机制依法追究违规者，确保艺文发展与社区安宁取得平衡，实现多赢局面的公共空间管理。

作者笔名云澄，是“任研文社”研究员，现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曾参与香港青协领袖学院及政贤力量政策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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