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洪锦铉议员

香港正走进一个前所未见的高龄社会。按政府推算，到2046年，65岁或以上长者将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这组数字背后，不只是“多建几间院舍”的供应问题，而是整座城市如何重新设计生活秩序、医疗网络、房屋空间与产业逻辑的系统工程。传统安老思维，往往把长者视为“被照顾者”，政策重心放在兜底、救济、宿位。但当长者成为城市人口结构的主体，“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就不能只停留在福利口号，而必须上升为一套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治理框架。

从“原居安老”到“积极老化”

国际上谈高龄社会，有几个核心概念值得香港借镜。其一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高龄化”（healthy ageing），强调的不只是延长寿命，而是维持身体、认知与社会参与功能；其二是“原居安老”（ageing in place），让长者在熟悉社区中保持独立与尊严；其三是“积极老化”（active ageing），把长者从被动受助者，转为仍可学习、参与、贡献的行动主体。

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件事：安老不是把长者“安置”到某处，而是让社区本身具备承托力。香港是高密度城市，街巷、屋邨、商场、诊所、长者中心，都是照顾网络的一部分。问题是，我们过去把“住宅”与“院舍”切得太开，把“医疗”与“社福”分得太多，结果长者卡在中间——家居环境不够安全，社区服务不够连贯，科技工具看得到却用不上。

适老化是基建也是产业

应对“双老社区”（人口高龄化与楼宇老化）危机，第一步是空间重构。旧式私楼缺乏无障碍设计、缺乏电梯与扶手，对体弱长者而言，每一级楼梯都是风险。政府推动《建筑物条例》纳入长者友善标准，方向正确，但速度要加快。

笔者自担任立法会议员以来，重视推动银发经济政策，并举办了“推动适老化城市规划”研讨会，其重要的想法是，适老化改造不应被视为纯粹福利支出。从理论上看，这是“预防性治理”：每做一次防跌改造、每装一个智能监测装置，都是在减少日后急症、住院、院舍安置的公共成本。同时，它也是银发经济的入口——乐龄科技、康复辅具、智慧家居、远程护理，本身就是新兴产业。把适老化当战略投资，香港才有可能同时解决老龄化与产业转型两道题。

医疗关口前移到社区

第二层是医疗逻辑的转向。过去我们习惯“病了才睇”，但高龄社会要求“未病先防”。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地区康健中心、慢病筛查、中西医协作，本质上都是在把医疗防线从医院前移到社区、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管理。

这里可引入“连续性照护”（continuity of care）概念：长者的健康状态是流动的，今天能自理，半年后可能需复康，再往后或需暂托。政策不能碎片化应对，而要让健康纪录、服务券、家居照顾、日间中心、院舍之间无缝衔接。笔者在立法会的会议上倡议“医健通”与大湾区跨境数据互通，不只是便民，更是让长者无论留港或湾区养老，都能拥有连贯的数智健康档案。

科技入屋可以打通最后一公里

第三层是乐龄科技的“最后一公里”。市面上产品不少，笔者在地区服务超过20年，明白基层长者面对的真实困境是，不知点拣、怕拣错、无人教。政府推动服务券扩展至辅具租赁、设立社福AI实验室，是好的开始；下一步要由机构主导，推出实证“乐龄科技套装”与低门槛试用，再配标准化培训。科技不是展览品，要真正入屋、入床边、入浴室。

从社会资本角度看，科技还能补上“孤独”这道隐形伤口。感测器、定位装置、遥距陪伴，既减轻照顾者焦虑，也让独居长者与社区保持微弱但关键的连线。

长者不是负担而是城市瑰宝

说到底，安老政策的终极指标，不是院舍床位数，而是长者能不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区里，有尊严、有选择、有连结地生活。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之美，在于沉淀与温情，也在于一座城市愿不愿意为最长寿的一代人重新设计规则。居家安老，不是把责任推回家庭，而是政府、市场、社区、科技、家庭五端协同，把高龄化由危机叙事，转化为文明与产业的新机遇。

长者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城市瑰宝；照顾长者，就是照顾我们自己的明天。

作者洪锦铉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民建联工商事务发言人，城市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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