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十元饭堂会否沦为一次性的“温情政策”?
来稿作者:罗浚轩
香港的社会福利政策,往往被批评为“救援多于预防”:当问题已经演变成住院、家庭冲突或长者独自生活,才由不同部门介入。然而,施政报告提出的“社区照顾者饭堂”,却尝试走出一条较贴近社区、较早识别需要的路。本人十分欣赏早前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建议善用全港139间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的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以及有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人提供廉宜而营养均衡的饭餐。
这项政策看似只是“平价午餐”,但若细看石排湾邨的试验经验,便会发现其意义远超一顿饭。它把一个原本主要服务青少年的空间,在中午时段(非繁忙时段)转化为长者与照顾者的聚脚点。心可借着这段用餐时间,成为接触隐蔽个案、建立邻里网络,以及连结社会服务的入口。问题是:这种模式能否在全港复制?政府又是否有足够资源、人手和制度设计,令饭堂不致沦为一次性的“温情政策”?
“有饭食”只完成了一半政策
香港仔石排湾邨的综合青少年服务处,是全港首个社区饭堂试点。每逢午饭时间,中心摇身一变,成为街坊的用餐地方。三菜一汤、营养均衡的午餐只收十元,对长者、残疾人士及照顾者而言,确实能减轻日常开支压力。据本地媒体报导,有街坊直言,十元有汤有饭,比在街上吃一碗粉面更便宜,甚至比自己在家煮更省时省力。另一位使用者则因太太患病、自己长期没有工作,难以兼顾照顾与煮食,社区饭堂正好填补了生活中的缺口。
这些声音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食物支援的受惠者,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贫穷人口”,也包括因疾病、残疾、照顾责任、独居或家庭关系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人。石排湾饭堂采取预约制,逢星期四开始发售下星期饭券,每日提供约30份饭餐,最多可容纳35人。虽然名额不算多,但试验计划自今年3月运作以来,首三个月已派发超过2,200份饭餐,服务约246名有需要人士。这个数字说明,社区内确实存在稳定而未被充分看见的膳食与社交需要。若只以成本效益衡量,十元午餐或会被视为一项津贴。
但从社会工作角度,饭堂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低门槛、非标签化的接触点。对不少长者而言,走进社工办公室、主动申请服务,仍然带有心理障碍。有人怕麻烦,有人怕被标签,也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符合什么资格。相反,“食饭”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日常活动。长者可以因为一顿便宜而有营养的午餐走进中心,继而在用餐过程中与职员、义工及其他街坊交谈。这种自然互动,往往比正式辅导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
饭堂因此可以成为社区的“社交健康站”。职员在派餐、收券、安排座位或与街坊闲谈时,有机会观察到长者的身体状况、情绪、社交状态,甚至家庭照顾压力。若发现有人长期独居、行动不便、情绪低落,或照顾者明显疲惫,便可及早转介至长者中心、家庭服务、医务社会服务或其他支援网络。 这正是施政报告所强调的政策逻辑:提供饭餐只是引子,更重要的是推动弱势人士融入社区,并让社福机构识别需要、及时提供支援。 换言之,社区饭堂若只做到“有饭食”,只完成了一半;若能够做到“食饭之后有人跟进”,才算真正发挥社会照顾功能。
借用青少年中心的合理性
政府选择以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作为主要场地,有其现实考虑。全港有约139间此类中心,分布广泛,而且不少中心在日间非繁忙时段确实有空间未被充分利用。 将现有公共或资助设施再利用,理论上比新建场地更符合成本效益,也能缩短推行时间。 石排湾社区中心的经验亦显示,这种“一地多用”并非不可行。中心内有阅读空间、报章、休息位置和桌游设施,饭堂使用者可以顺道使用,长者、照顾者及特殊需要儿童家庭因而有机会接触社区设施。 对青少年服务而言,这也未必是坏事:当不同年龄层的人在同一空间出现,社区的跨代连结反而有机会增加。社工和社会工作如也可熟悉长者服务、残疾支援、认知障碍照顾或照顾者压力评估。场地亦可进一步加入长者友善设施,例如加装扶手、改善防滑地面、调整桌椅高度,或提供轮椅使用者可达的通道。
亦有区议员提出,除了青少年中心,亦可善用酒楼在非繁忙时段的空间,举办长者活动甚至社区饭堂。这个建议有其吸引力。酒楼本身已有桌椅、厨房、食肆牌照及熟悉社区的位置,若能与社福机构、地区组织或关爱队合作,或可较快提供有规模的用餐服务。本人也十分同意,当然成本较高。对长者而言,酒楼更是熟悉的社区空间。饮茶、吃点心、与朋友见面,本来就是不少香港长者的日常。
若社区饭堂能与酒楼合作,未必需要完全复制石排湾模式,而可以设计成“长者优惠时段”、“社福机构包场午餐”,或由政府与商界共同资助的长者膳食计划。但商业处所始终有商业逻辑。酒楼的租金、人工、食材、保险及食物安全责任,不可能单靠“社会责任”解决。若政府希望酒楼参与,便需要设计清晰的合作机制,例如按供应餐数提供资助、豁免部分行政成本、建立食物安全与责任分担安排,或让社福机构负责识别及转介服务使用者。
精准扶贫还是精准筛选
政府强调,社区饭堂应配合“精准帮扶”,优先选址于长者比例较高或需要较大的地区,例如九龙城、深水埗及油尖旺等。 这个方向合理,但“精准”若处理不当,也可能变成“精准筛选”。如果申请程序过于复杂,要求长者或照顾者提交大量文件、反复证明经济困难,最需要服务的人反而可能却步。尤其是隐蔽长者、认知能力下降的长者、新来港人士、少数族裔家庭,或因照顾压力而无暇处理行政程序的照顾者,往往正是最难接触的一群。 因此,服务设计应以“容易进入”为原则,可以设立象征式收费,让一般市民也能负担;同时为真正有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减免或免费安排。与其以繁复审查区分“值得帮”与“不值得帮”,不如以低门槛接触,再由社工按需要作进一步评估和转介。
社区饭堂也不应只服务长者。照顾者同样是政策重点。照顾者日常面对沉重压力,往往长期留在家中,缺乏喘息空间和社交生活。饭堂提供的不只是一餐,更是一个可以走出家门、与人倾谈、短暂放下照顾责任的机会。 对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而言,若饭堂能同时提供亲子友善环境,甚至连结玩具、图书、家长小组或暂托服务资讯,其支援效果会更完整。 未来推展时须注意选址、空间运用及资源配套,并建议政府牵头建立政商民合作平台,配对企业、地区组织及社福机构的资源。 这种平台若能提供稳定资助、义工培训、物流支援及服务标准,将有助饭堂由个别试点发展为可持续的社区基建。 若每一间饭堂都有清晰的社工支援、转介网络、长者及照顾者服务连结,并有稳定资源支持,它便有机会成为基层社区的“照顾前哨”。
香港需要的,正是一种更早、更贴身、更少标签的社会照顾模式。社区饭堂未必能解决所有贫穷与照顾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务实的起点:让有需要的人先被看见,再被支援。政府若能认真处理人手、资源、选址及跨部门协作,这顿十元午餐,便有机会由一项惠民措施,变成香港社区照顾体系的重要一环。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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