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Y世代为何活成最抑郁的一代?
来稿作者:杨思毅
11月4日,林伟全议员在立法会书面质询:开心指数调查显示,逾四成受访市民自评有中度至严重抑郁症状,Y世代最不快乐,政府会否做专项调查?医务卫生局的书面答复以“支援青年人”起首,列出《青年发展蓝图》、“情绪通”18111等措施,并说要培育正向思维、提升抗逆力,让他们成为“愿意为国家、为香港未来奋斗的新一代”。措施值得肯定,却未交代会否做专项调查。上述开心指数调查只有1,000多份网上问卷,反映受访者不快乐,却未能解释原因。 Y世代指80至90年代出生、今天30至40多岁的一群。不少人已入职场、供楼养家,走到中途发现生活与想像不同。面对他们的不快乐,除了列出支援措施,可否先问:你经历了甚么,有甚么感受和需要?
老师手上的“成功方程式”
我会这样问,和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是第一届文凭试考生,今年30出头。当年一位关心我的文科老师劝我拣翻译系,说担保毕业揾到工。他是真心为我好,却没有问我喜欢甚么、害怕甚么。
我按兴趣选了社会科学。2017年在小学教书时,我见过学生突然大哭,发现学校缺乏情绪教育;学生的眼泪勾起我的童年经历,翌年与伙伴创办了慈善机构JUST FEEL感讲。
老师当年尽了力,我也庆幸没有照做。问题不在善意,而在“读对科就有好出路”的假设。程介明在《不读大学的故事》写过,单靠一纸学历已难以一生受用。读医卫局回应议员的书面答复,我想到:有善意、有资源,不等于理解眼前的人;未问清楚便替人决定需要,再用心也可能帮错方向。
Y世代的压力应被看见
医卫局的答复未解释Y世代为何不快乐。我们听着一套人生剧本长大:读书、入大学、揾钱、买楼、结婚、生仔,照做就会安全。不少人走了十几年,才怀疑这条路能否带来安稳。
敢不敢表达困难,不只是性格问题,也看环境。Amy Edmondson(艾美・艾德蒙森)是哈佛商学院的领导力与管理学教授,亦是全球管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安全感”研究先驱。Amy Edmondson提出“团队心理安全感”:一队人共同相信,提问题、认错不会受辱或受罚。欠缺这种信任,大家便不敢报忧。我做了执行总监,某些场合开口前仍会心跳加速。我问过一位年轻同事,为甚么敢向我表达不满。他笑说:“唔使供楼,大不了咪唔捞。”我才发现,他敢讲,也可能因为承受得起离职的代价,不代表我已令人安心。
到了三四十岁,有了年资和职位,却也多了供楼、养家和转工的顾虑,更难冒险开口。那套人生剧本还有一条规则:有事忍住,收声、照做、储年资。有人说出困境,换来的是“边个返工冇被闹过”。听的人觉得寻常,说的人却可能觉得:讲了也不会有人处理,连自己的经历都不被承认。
被贬低不只是挨不挨得的问题。美国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界的两位知名学者——Christine L. Porath(克莉丝汀・波拉斯)与Amir Erez(阿米尔・埃雷兹)的实验发现,被权威人物贬低的人,字谜任务表现低三成三,创意点子少三成九;旁观者的表现也较差。说“返工系咁㗎啦”,是把有代价的伤害说成必经的成长。
全球学术界研究“情绪劳动”与职场情绪管理的顶尖权威Alicia A. Grandey指出,强忍情绪、装作没事,不代表身体的压力消失,还与情绪耗竭有关;工作自主权与上司同事的支援才有助缓冲压力。员工开口求助后,机构是否保护他,同样重要。美国心理学界的两位知名学者——Carly Parnitzke Smith(卡莉・史密斯)与Jennifer J. Freyd(珍妮佛・弗雷德)称机构未有保护依赖它的人、反而加深伤害的情况为“机构背叛”;“机构勇气”则是主动查问、承认伤害、修补制度。
老师也需要被接住
不敢说出困难的情况,也出现在学校。我们多年与学校共建同理心校园,见过老师的压力未被重视。不少老师正值三四十岁:要回应管理层、支援新人,也要照顾学生。
学校希望老师理解学生的情绪,但老师自己的压力,又有谁认真聆听?老师向上司说“我好大压力”,若只得到一句“个个都系咁”,困难没有解决,也更难再开口求助。我们教老师聆听学生的感受、理解学生的需要;但要老师有余力这样做,学校也要聆听老师,实际处理他们的工作压力。
我们入校培训时,老师未必不认同善意沟通,而是已经疲累得没有余力实践。Eva Oberle(伊娃・奥伯勒)与Kimberly A. Schonert-Reichl(金伯莉・肖纳特-赖希尔)在加拿大的研究发现,老师越倦怠,班上学生早上的皮质醇(压力荷尔蒙)水平也越高。这提醒我们:关心学生,也要关心老师的工作处境。
讲座之外还要减少压力来源
要让员工敢求助、求助后得到支援,不能只靠个别上司的善意。政府有尝试:《精神健康职场约章》截至9月底有超过3,400间机构签署。但签署数量不等于员工处境改善:约章自愿参加,完成行动项目即可获名衔,项目多是讲座与资讯分享,没有申诉渠道、调查程序或成效指标。美国心理学家Christina Maslach(克莉丝汀・马斯拉克)等学者指出,倦怠与工作太多、无话事权、付出无回报、待遇不公有关;这些要改工作安排,单靠讲座不够。
医卫局的答复也强调提升抗逆力,但训练有其限度。中大一项由医卫局资助的研究,比较92位接受八星期抗逆力训练的自闭症儿童家长与51位候补者,整体抗逆力与压力未见显著改善:只有压力中等的一群有得着,压力最大的一群没有。这不是职场研究,但提醒我们,压力太重时,不能只要求个人学会承受,还要减少压力来源。
除了约章,还要改变上下级关系、权力运用,以及“返工系咁”“后生要先挨”的想法。第一步是看自己:难的未必是读懂指引,而是承认自己也曾这样对人。知道沟通方法,不代表已有勇气面对承认自己曾伤人的羞耻。
观察与判断间有显著区分
善意沟通第一步是“区分观察与评论”,“学生摔门离开课室”是观察,“他不尊重老师”是评论。美国组织行为学大师Chris Argyris(克里斯・阿吉里斯)的“推论之梯”描述人如何挑选所见、赋予意思,再下结论。说一代人“唔挨得”之前,我们是否还未问过他们经历了甚么,就先下判断?
受伤后,我也曾急着下判断。一位曾支援我工作的前辈公开说要相信、聆听、提携年轻人,也邀请我坦白提意见。我多次约对方谈,却反复陷入困局:事前提醒,被质疑为何预设有问题;当下提出,遇上情绪爆发;事后再谈,又被问为何不早说。对方否认说过伤害性的话,又说我们不接纳、不欣赏她,反问是否年轻人、Gen Z太容易有压力、不够抗逆力。讲又错,不讲又错;原先的困难搁下,我还得安抚对方的委屈。
我很受伤。幸有其他前辈相助,也从美国心理学界两位临床与创伤心理学家Ramani Durvasula(拉玛尼・杜瓦苏拉)和Jennifer Freyd(珍妮佛・弗雷德)两位心理学家的分享学到:有些造成伤害的人被问责时,会否认伤害、攻击提出问题的人,再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即是“DARVO”。认出这种模式后,我才学会不再争辩,尽力保持距离、照顾自己。帮我的也是前辈,一个人的行为不代表整个世代。
可是,道理明白了,受伤后的反应未必就此消失。面对没有伤害过我的中老年人,我心里也曾一闪而过:“佢哋都系咁”,甚至浮起“废中、废老”的标签。下一刻我察觉:眼前的人甚么也没做,是我把过去受伤的经验套到他们身上。受伤不是我的错,但我有责任照顾自己的伤,不让别人无辜承受。我需要空间哀悼受过的伤、落空的信任,也要问自己:被指出错处时,我能否不急着否认、反击,而是聆听、承认自己造成的伤害,并负上责任?
向前走之前须先向内问
想理解Y世代,先问:我是否未经了解,就认定他们挨得少、要求多、心理质素弱?我们怎样看待和回应他们,也会影响他们敢不敢说。
政策上,短期可做专项调查,了解这一代人的经历。调查未能确定成因,但职场欺凌本身就是值得处理的伤害。香港反歧视条例针对性别、残疾、家庭岗位、种族,未将一般职场欺凌列为独立保障范畴;我们需要专门的申诉及调查机制。
台湾今年7月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要求雇主设申诉及调查机制。我在台湾教善意沟通的同行,其后陆续收到企业内训邀请。有了法定责任,机构更有动力学习:怎样指出工作表现不足,而不贬抑、羞辱员工。香港也需要这条界线,不能只靠自愿签署约章。
立法不等于放弃沟通。善意沟通需要爱,也需要真理与勇气:重视彼此的需要,不把伤害说成小事,明知关系可能破裂仍愿意说,也愿意承认、道歉、改变。法律划出底线,沟通才有安全的空间。
我不敢说自己理解整个世代,才更需要问:此刻的我,令身边的人更敢讲,还是更不敢讲?劝我读翻译的老师,我至今仍感激。到我们做大人,但愿先问眼前的人经历了甚么、需要甚么,再分享自己的成功方程式。
作者杨思毅是慈善机构“JUST FEEL 感讲”共同创办人兼执行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