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经纬|《黄仁勋传》作者落井下石:昨日沾光,今日变脸?
来稿作者:安经纬
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请辞后,部分舆论迅速见风使舵。英美主流媒体由吹捧他为“AI热潮魔术师”,转向定调为“必须下台”,在社交媒体以英文姓氏谐音“Two Huangs don't make a right”加以嘲讽;台湾绿营媒体也纷纷落井下石,把昔日的“台湾之光”剪辑成职场暴君。个别文化人亦前恭后倨:香港专栏作家陶杰上月尚且赞扬黄仁勋移民美国后受到“白种人的文明教化”,令DNA得到提升,事发后却改口嘲讽他“一副猴子相”,不及在白人社会长大的马斯克贵气。然而,人一倒下,掌声最响的,正是那些曾靠他沾光、靠写他牟利的人。这场风暴中,把专业与道德双重破产演得最淋漓尽致的,不是别人,正是《黄仁勋传》(The Thinking Machine)作者维特(Stephen Witt)。
昨日是领袖今日成演员?
话得从这本书说起。维特能写出这本传记,采访条件相当优厚:英伟达给予他前所未有的访问权限,公关团队安排他走访黄仁勋的家人、朋友、联合创始人、合作伙伴与员工,前后近200人;黄仁勋本人更亲自陪他吃早餐,给了他六次面对面深度访谈。维特引述英伟达公关团队的说法: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黄仁勋以如此积极与热情的方式回应记者”。传记一出版,拿下2025年《金融时报》与施罗德年度商业书奖,奖金3万英镑。2024年他上电台宣传时,还亲口说英伟达员工“像爱一位真正的领袖那样爱黄仁勋”。那时他笔下的黄仁勋,是草根出身、低调行善、备受爱戴的领袖。
然后,2026年11月12日,黄仁勋请辞。短短24小时内,维特倒戈相向,在《纽约时报》刊出文章,宣称黄仁勋的谦逊亲民都是演戏,甚至自嘲式地补了一句:他该写的续集,书名就叫《The What-Were-You-Thinking?! Machine.》。著书时的种种便利,换来的竟是反噬。同一个黄仁勋,同一批访谈素材,昨天还是“真正的领袖”,今天就成了“自恋的演员”。这中间没有新证据,只有新风向。
维特那篇文章的主旨,是黄仁勋的垮台源于傲慢与自负。他罗列连串指控:私下如暴君、公开的谦逊只是表演、一名前员工向他声称与女下属的婚外情是公司“公开秘密”、靠奉承讨好特朗普、因对华出口立场与鲁比奥结怨;其中最具体、也最严重的两条,是指黄仁勋的婚外情对象是中国间谍,以及他对英伟达芯片走私知情。
维特言论背离新闻专业底线
先说间谍这条。维特在文中直接写道,黄仁勋的出轨对象是“一名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为中国间谍的女性”。请注意他的用词:“情报机构认定”。这五个字听起来权威,实际上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认定什么、在什么程序下认定、有没有经过司法检验。新加坡内政部已公开澄清从未对黄乐(Alice Huang)进行过“间谍调查”。维特把“情报风险评估”与“刑事定罪”混为一谈,这不是疏忽,是刻意为读者制造一个“已经查实”的错觉。
第二条是走私。他引述《The Information》指黄乐公司的数据中心被用作中转站,将价值70亿美元的设备走私到中国,然后补上一句“很难相信黄仁勋不知情”。这句话的修辞表面上是一个个人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它没有断言黄仁勋知情,却诱导读者自行得出“他一定知情”的结论。事实上,所谓的走私案查了一年多,至今亦无司法定论。新闻写作有其底线:证据不足,便不应下笔。维特的做法却是用暗示取代实证,让读者自行定罪,自己则不必承担诽谤风险。这是“有罪推定式写作”,先假定有罪,再让证据去迁就结论。
身为调查记者,维特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证据门槛的重要性。但他为了配合华府的清算,放弃了这条最基本的底线,直接充当情报机构与政客的传声筒。这不是“揭露真相”,而是参与政治抹黑。他明明知道新加坡方面已经澄清、走私案尚无司法定论,却选择性略去这些对他的论述不利的事实。一个获奖的调查记者,到头来把证据门槛外判给华府情报放话,这已彻底背离新闻专业的底线。
维特在文中又自称早在2023年便“感受到”英伟达内部的谄媚与沉默文化。这句自白,恰恰暴露了他自身的矛盾。倘若他当时确有此感,却为求英伟达高层配合采访而隐瞒不写,那是对读者的刻意欺瞒;倘若他当时并无此感,则他以“最了解黄仁勋的人”之自诩,识见未免可疑。更关键的是,他如今全盘推翻旧作,等于间接承认前作失实。为采访便利而选择性书写,见风转舵后再事后加码,这正是其专业操守破产的明证。
维特的写作手法,更是将预设立场发挥到极致。2023年他在丹尼餐厅亲眼见到黄仁勋低调留给女服务员1,000美元小费,黄仁勋没有向他炫耀,是维特事后追问服务员才得知。然而在11月12日的文章里,他却将同一件事解读为:“这是一种表演,不是演给观察者看,而是为了恭维自己。”同一件低调行善的客观事实,在传记对象风光时被写成“不忘本的草根精神”,落难时却被歪曲为“自恋者的自我表演”。这种诛心之论证明维特并非依据事实下判断,而是预设结论、再罗织证据:先定调他傲慢自负,再把所有中性甚至正面的行为都扭曲成罪证。
落井下石毁掉自身公信力
全文最讽刺之处,是维特前后不一的态度。他通篇痛批黄仁勋“不能容忍异议”、“训斥高管持续一小时”是病态傲慢;到了文末讨论继任者,却要求下一任行政总裁必须“能在芯片延误时对着台湾大发雷霆”,还将其比作“没有米高佐敦的公牛队”。同一种暴躁,用来批斗是罪状,用来衡量商业价值却成了不可或缺的领袖魄力。同一支笔,昨日靠他沾光时写的是风范,今日他倒下了写的就是罪状。这不是评论,这是落井下石、以怨报德。
如果说前述种种已足证维特专业破产,那么他对黄仁勋家人的消费,则暴露了他个人道德的彻底破产。媒体可以批评企业领袖的管治操守,但涉足其家族私隐,即是越界。维特先在文中补一句“恐怕还有拈花惹草”的臆测,为黄仁勋的私德再补一刀;继而公开盘点他与妻子洛丽(Lori)的家族信托、婚前协议的可能性,谈论离婚后洛丽可能成为美国最富女性之一。这种消费无辜配偶,又把黄仁勋老友的善意证言写成反衬他虚伪的材料,已彻底堕落为八卦小报式的羞辱。
最难看的,是他自己在文章结尾也承认,黄仁勋真正败在政治:成功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宽对华芯片限制,因而与国务卿鲁比奥等鹰派结怨。既然败因写得如此清楚,为何还要动用小报式的人格谋杀?道理很简单:“好色与离婚分产”有流量,“华府政治斗争”没人看。一个得奖作家在《纽时》评论版写出这等奇文,与市井八卦并无分别。
维特急于踩低传记对象、与昨日的自己切割,亲手毁掉了自己作品仅存的历史公信力。当一名传记作者把受访者的信任当成随时可抛弃的筹码,把历史书写当成随风向调整的生意,他就葬送了传记作者最根本的两项凭借:读者的信任,与受访者的坦诚。经此一事,相信不少读者此后都不会再买他写的书;商界与政界未来在寻找传记作者时,也必定会对Stephen Witt这个名字三思而却步。
至于那些跟红顶白的媒体与文化人,无非同一路货色:风往哪边吹,笔就往哪边磕头。
作者安经纬是时评专页“Shut The Fake Up 政经解码”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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