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龙投资（LIM Advisors）位于中环的办公室望出去，礼宾府的白墙在树影与通往太平山的绿意山坡间若隐若现，为投资营造出一片令人心境平静的背景。墙上的世界时钟分别显示香港与其他主要城市的当地时间，指针各自走着不同的节奏。1995年，George Long（郎桥志）在香港创立长龙投资时，中国股市尚未对外资开放，亚洲对冲基金的数量也屈指可数。三十年过去，时钟走过数以万计的圈数，长龙投资至少经历六次重大市场危机；如今，它很可能是亚洲持续营运时间最长的对冲基金公司。公司依然植根于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时区，持续为投资者管理资产。对George而言，三十年来真正不变的，并不是某一种投资策略，而是一套穿越周期的原则：重视价值、保护资本，并在形势转变时保持灵活。

不变的是投资核心，改变的是策略

1994年市场大幅波动后，George正主管巴克莱银行在亚洲的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不约而同提出同一个要求：有没有一种更稳定、更分散，又不完全依赖股市的投资方案？当时的答案是可转换债券。可转债同时具备债券的下行保护和股票的上升潜力，正好回应了投资者对风险与回报的平衡需求。George亦从中看到商机。于是，长龙投资于1995年成立，翌年推出旗舰基金；其投资策略最初涵盖可转债套利、并购套利及其他套利策略，其后再纳入高收益债券。

不过，长龙投资能够走过三十年，靠的并不是固守一种策略，这亦得益于George数十年来横跨信贷、股票、利率、外汇、航运及大宗商品的全面经验。当亚洲市场的可转债套利机会逐渐收窄，长龙投资便灵活转向亚太区的其他机遇。2015年，长龙投资将1.2亿美元投资于亚太区矿业及矿业服务公司；同时亦募集4亿美元，捕捉区内 “特殊情况投资机会（special situations opportunities）”。期间，公司更善用George早年在银行从事航运融资的背景，投资高收益航运债券并随后购入8艘船舶。到了2020年，疫情重创亚洲经济，市场上的不良债务明显增加。长龙投资迅速调整部署，将投资重心转向在二级市场吸纳高收益债券。

今年，是长龙投资基金成立三十周年。经过重组后，基金更加聚焦，投资目标集中于企业事件、可转债、商品（包括金、银、铜相关股票）以及中国科技股；日本亦依然是重点市场。George的逻辑一直相当清晰：核心价值可以保持不变，但策略不能一成不变。价值投资、资本保值，以及对亚洲市场的深入理解，是长龙投资的根基；至于具体如何投资，则必须因应市场环境灵活调整。

日本机遇与策略

二十多年来，日本市场的机遇经历了明显转变。早期，东京团队主要聚焦并购套利、高收益债券、可转债及股份回购等股票事件；近十年，市场则逐步转向关注日本企业的股东参与及行动主义投资。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大约十年前。随着日本政府政策改变，股东权利意识逐步提高，企业亦开始更认真看待股本回报率及股东权利。George形容，这为投资者带来一批过去较少见的机会：“三十年前，我们在日本做可转债、并购套利和高收益。大约十年前，在政府政策转变、股东积极主义、股东权益保障及企业议合的推动下，市场涌现了非常吸引人的投资机会。我们顺势发展出这套策略，而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我们在日本市场的核心业务焦点。”

在他看来，日本企业治理和股东参与仍然处于一个较长的转型周期。“这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机会，未来五至七年仍然会持续。”

长龙投资日本策略负责人Hajime Matsuura（松浦肇），拥有超过30年的调查报道、企业策略及投资经验。他负责发掘投资机会、与投资组合公司管理层接触、协调倡议活动，以及在必要时制定相关法律策略。这种深度参与，正是长龙投资东京团队与传统被动投资者之间的分别。

中国与新兴市场：在短期困难中寻找长期价值

谈到中国市场，George并不避讳短期挑战，但他的视线始终放得更长。

他认为，中国市场相对美股仍处低位，直到约两年前仍经历著长期的熊市。尽管近期有所反弹，但沪深300指数较2021年2月的高位仍下跌约23%，从估值角度看，仍有不少具吸引力的机会。

中国可转债是其中一个例子。George形容，这是一个“有趣的细分市场”。相比私募市场，公开市场或许提供更多机会。而他对亚洲新兴市场的兴趣，则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

1993年，印度开始向外资开放市场时，George仍在巴克莱银行任职，并取得了第一批外资投资帐户。其后在长龙投资，他亦曾将资金布局至印尼、蒙古及哈萨克等市场。对于越南，他则形容为崛起中的“亚洲小虎”。这种信念不只是来自宏观数据或市场报告，更源于亲身参与市场发展的经验：“看着这些市场随时间推移逐步成熟，真的很有趣。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香港作为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基础。George相信，香港具备完善的基建，不仅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有潜力成为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黄金交易枢纽。在通胀持续、货币价值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他相信大宗商品可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类别，尤其是具有保值特性的贵金属。

客户结构转变：由欧美机构走向亚洲家族办公室

十五年前，长龙投资的主要客户仍以欧美机构投资者为主。如今，客户结构已明显转向亚洲本土投资者。

George观察到，过去三十年，亚洲累积了庞大的私人财富与储蓄。这些资本不但规模惊人，其持有人对专属定制资产管理方案的要求亦变得更加多元。

他指出，不少中国富裕家族行事低调，往往拥有自己的投资团队，不一定只依赖大型金融机构。在传统机构以外，他们更愿意寻找具创意、灵活而且能够度身订造的投资策略。

这正是长龙投资的优势所在。公司采用主理人主导的管理模式，由创办人及资深基金经理直接与客户及家族负责人沟通。相比层层转介的大型机构，这种模式更贴近客户需要，也能够在市场快速变化时作出更及时的决策。

对家族办公室而言，投资远不只是追求数据回报，它更关乎信任的建立、坦诚的沟通以及世代传承的价值共识。相较于标准的简报资料，能直接与核心决策者对话显然具有更重的份量。

没有绝对安全的资产

展望未来五至十年，George预计机遇与风险将会更加交织。“未来十年里，几乎没有任何资产类别是绝对安全的。”他特别提及美国财政失衡及通胀持续的风险，认为两者最终可能导致美元转弱，甚至引发债券市场震荡。“过去数十年，大部分投资者都将美元及美国国债视为安全资产。但如果这种地位开始动摇，资金会流向哪里？转向黄金？人民币？欧元？还是其他有形资产？这正是我们必须不断审视的核心问题。”

长龙投资大约三年前开始增加黄金配置。对George而言，黄金未必能在所有时期带来最高回报，但在货币及财政风险上升时，仍是少数具备保值能力的资产之一。

谈及人工智能（AI），George的态度并非抗拒，而是务实。他认为，AI能将基础研究与定量筛选自动化并提升效率，但也可能提高初级分析师的入行门槛。但与此同时，投资机构更需要培养具备判断力、历史感和实地经验的人才。归根究柢，AI所输出的结果，始终取决于底层数据的充足度与真实性。

“AI产出的研究并非完全真实。十五至二十年前发生的无数市场事件，根本从未被数码化。”George 指出。由于许多历史事件与纪录从未上传至互联网，AI模型往往缺乏精准交叉比对与掌握历史纵深所需的基础数据。

这亦带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投资世界里，很多最重要的教训，往往来自数码时代以前。

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市场危机、企业转折及突发性监管政策调整，未必完整记录在数据库中。真正跨越周期的经验，有时不在模型里，而在于一个人是否亲身经历过、记得住，并能够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作出判断。

三十年后，仍在市场

长龙投资走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9年日本银行业危机、2003年沙士、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以及近年的地缘政治风险。

每一次危机都不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市场会重新定价，投资者会重新思考甚么才是真正安全，而原有的投资逻辑亦必须接受考验。“我们在这里三十年了。我们会继续留在这里。”George对记者说。

投资最难的地方，从来不是每一次都预测正确，而是保持韧性、严守风险控制并维持合理的资本结构，从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之后，仍然有能力留在市场，等待下一个机会。

长龙投资三十年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于这种穿越周期的能力：以价值纪律为根基，以资本保护为底线，再以对亚洲市场的一线理解和灵活策略，回应每一个不一样的时代，经历过不同市场周期后，仍然能够保持冷静、持续行动的信心。世界继续改变，市场继续起伏。George Long与长龙投资，仍然稳扎于同一座城市，准备迎接下一个周期带来的挑战。

（资料由客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