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接受妳的政治活动。你是叛徒，正在玷污这个家园…如果妳能改变妳的政治观点，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奥地利犹太人萨里格（Dalia Sarig）在组织一场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并接受电视台访问后，收到母亲的讯息如此对她说。她的父亲甚至还称，“对我来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萨里格成长在父母都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家族中，现为亲巴勒斯坦活动家，这样的身份使得她与父母和大多数亲戚都关系不睦。紧张的家庭关系已持续多年，而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战争爆发后，家庭内部的分裂则进一步加深……

持续两年多的加沙战争，已经造成至少6.7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而这场始于2023年的冲突，也成为部分犹太人重新思考自身立场的“转捩点”。然而，转态批评以色列，并非犹太社群乃至部分欧美国家的共识，而是一种带有风险的选择；这种选择的代价，往往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之中。

与萨里格的经历相似，26岁的美国犹太人杰曼（Kit Gyemant）对以色列的转态，同样为她带来了家人关系的恶化。杰曼称自己曾对身上的犹太血统感到自豪，在加沙战争爆发前，她一直在探索已故父亲的犹太血统，还在计划自己的以色列之旅，但战争让她开始对透过以色列与犹太主义建立联系感到尴尬。

杰曼说：“2023年10月7日（即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我的心态和理解都发生了转变，我感到一种失去。”她很快就公开表态支持巴勒斯坦，而这个决定则迅速在家庭内引发冲突。

“我的妹妹竟然骂我是恐怖分子，”杰曼说从那以后，她和妹妹只见过两次面，而且都是在集体场合。这种疏离也让她开始思考与家人关系能否回到从前：“是否该邀请我妹妹参加我的婚礼？我的姪女会邀请我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吗？”

“这真是一场悲剧……”

尽管有少部分如萨里格、杰曼一样的犹太人，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以色列的批评，在国家无法回应的情况下做出自行判断，但仍有不少的犹太人实则对以色列心存复杂且矛盾的情感：道德上对战争感到愤慨，但对犹太身分认同和以色列国家关心仍存在。

美国作为犹太人数量第二多、且在冲突期间对以色列表达支持的国家，《华盛顿邮报》于去年9月对815名美国犹太人做的一项关于以色列、加沙议题的民调显示，61%的人认为以色列有犯下战争罪行；约40%的人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犹太人却仍然与以色列及其作为犹太国家的身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文化和政治联系。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的存在，对犹太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5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以色列犹太人有一些或很多共同点。

于2022年昄依犹太教的美国手风琴演奏家克劳德（Christina Crowder）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自己从未反对过以色列，并认为以色列的存在对犹太教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她也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并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发指”。

她说：“一个由大屠杀难民建立的国家，却在延续将一个民族从整个土地上驱逐出去的行为，也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真是一场悲剧。”

深陷道德与政治分歧的不止犹太人？

上述的种种，只不过是犹太个体在战争期间开始作出反思、或逐渐改变立场的一面。在个体缩影背后的另一面，则是国家立场在权衡与协调中迟迟未动。在冲突期间，美国政府公开表态支持以色列，而另一个有能力影响该国的欧盟，却一直难以在整体层面对以色列实施制裁，持谴责立场的成员国仅能选择采取单边措施。

研究欧盟—以色列关系的法国学者卡罗琳（Caroline du plessix）向《香港01》表示，欧盟在冲突期间对以色列主要采取的是“软制裁策略”，即外交施压与附加条件相结合。这种做法很大程度是由于成员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且欧洲多国与以色列在贸易、科技、安全防务多领域均存在合作。此外，由于大屠杀的历史，导致制裁以色列在“政治和象征意义上皆十分敏感”。

卡罗琳说：“对许多欧洲国家政府而言，制裁以色列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可能被视为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二次惩罚’。”

欧盟对以色列实施制裁的决议，面临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强烈反对，主要由于这些国家与以色列有着历史渊源，以及希望维持特殊关系的意愿；意大利同样因与以色列保持紧密战略伙伴关系而反对实施制裁。这些顾虑使得欧盟在处理以巴问题时，往往陷入道德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局面。

还有持特殊立场的德国

其中，德国例子尤为突出。认为对犹太人负有“历史责任”的德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即认为“对以色列的安全承担，是德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这使得德国不仅难以在外交层面批评以色列，甚至会以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为由，对以色列战争行为不加批判。

德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与以色列存在利益共存。研究德国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公共辩论的Leandros Fischer博士向《香港01》表示，德国和以色列在外交、地缘政治、军事技术和情报共享等诸多方面都紧密联系。

举例，德国使用以色列的导弹防御武器，例如箭式系统和以色列无人机，而以色列则使用德国的核潜艇、坦克发动机和其他重要装备。Fischer说：“因此实际上，德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就等于制裁自己。”

但Fischer认为：“一个声称已‘去纳粹化’的统一德国，其整个政治认同竟建立在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行动的无条件支持上，这无疑是对二战历史教训的荒谬诠释。而这种荒谬诠释不仅被用来压制德国国内反对以色列行径的人，还被用来压制众多批评以色列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

反以色列=反犹主义？

从犹太人到欧美国家的反应，可见以色列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个问题之于犹太人的复杂性，则在于对以色列表达反对意见往往会被贴上反犹标签，且人们也时常将犹太人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却忽略了犹太人身份和观点的多样性。

萨里格说：“将反犹太主义与对以色列的批评混为一谈，并将犹太身份等同于犹太复国主义，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混淆不仅助长反犹太主义，强化了‘所有犹太人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政策’这种有害的刻板印象，而且还轻视了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使其失去了意义。因此，区分合理的批评和反犹太仇恨至关重要。”

最后，萨里格重申，自己的行动旨在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压迫。她说：“为了铭记大屠杀的教训，我们必须确保‘永不再犯’真正适用于所有人。我们不应利用大屠杀的记忆来压制批评，而应将其教训转化为推动各类正义与平等的动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履行‘永不再犯’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