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6天——自从2022年中国开始象征性整顿超长工时，理论上内地科技大厂的打工人终于从“996工作制”中解脱，但另一边，一向倡导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矽谷却似乎“沦陷”。

2025年下半年，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报章到科技媒体《Wired》，都报道了矽谷在AI热潮下卷起“996”，也引起中文媒体圈的关注。当地媒体San Francisco Standard甚至直接宣布，如今的三藩市已成“996城市的终结者”。

随着大语言模型ChatGPT、Gemini近两年的突破性发展，以及AI技术的迅速更新迭代，矽谷“996”的叙事乍眼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又如何呢？

笔者最近采访了一批曾经或现在在矽谷工作的AI“一线打工人”，发现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可能不一样。

“如果你进入一家（AI）初创公司工作，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医疗AI企业Stealth的创始人Sandesh对我说，会应聘AI初创企业的人本来不会抱着一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心态。

2025年，Sandesh从矽谷大厂Meta的AI岗位离职，一边在矽谷求职市场上寻觅机遇，一边筹备自己的初创公司，最终决定到波士顿创业。这期间，他收到的十多家矽谷AI企业HR回复中，有至少3家在邮件当中提及公司需要员工每周工作至少60小时以上——以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

不少媒体报道引述一家金融科技公司Ramp的经济学家Ara Kharazian的发现——通过分析企业信用卡餐饮消费数据，与一年前相比，三藩市的上班族在周六的工作时长较一年前显著增加，这些消费增长从午餐时分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

Kharazian表示：

“这种现象并非全国性趋势，纽约、迈阿密、奥斯汀等科技中心均未出现，996工作制仅在三藩市盛行。”

关于矽谷是如何抛弃“生活与工作平衡”的理想、转身拥抱996有许多理论。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新兴产业都面临的“内卷期”，新入者纷纷涌入市场、模仿创新而令竞争加剧，按照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这个时期结束，产业就开始进入整合与淘汰期。换句话说，企业想要存活，必然要趁着眼下的投资热，与市场上的所有竞争对手争个头破血流。

在从业者的视角看，在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浪潮下，眼下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开创性时刻。

《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矽谷这一批出于风口浪尖的顶尖研发人员，在Anthropic、 Google、Apple和OpenAI，他们以每周80到100小时的“战时状态”工作着，努力在两年内加速20年的科学进步。

此外还有那些希望能充分探索和实现自己的创想创业者、产品经理们，此时争分夺秒付出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作本身。AI初创企业Cognition的管理者和雇员可能是这些人的最佳代表。

去年，CEO Scott Wu在收购另一家AI企业Windsurf时，给员工发去邮件，明确表示：

“我们不相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构建软件工程的未来是我们所有人都深切关心的使命，我们无法将两者分开。”

但也有另一种焦虑驱使下的996。

Sandesh发现，许多投资人并不了解AI究竟能做什么，投资AI企业更多是出于一种“错失恐惧症（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希望在热潮退去前“分一杯羹”（get a pie）：

“投资人也希望看到极快的进展，这导致只要有一个商机，大家就会蜂拥而上。如果不能快速推出产品，就会被市场淘汰，这种压力直接传导给了创业者和员工。”

对于打工人而言，他们更直接感受到的是裁员、保住饭碗的压力。近两三年来美国科技圈正因疫情期间的大幅扩招而裁员，研究显示，2025年是科技企业裁员规模最大的一年。

Sandesh表示，许多公司不会明说“你必须加班”，但会通过绩效评估和奖金制度来施压。员工看到同事为了拿更多奖金或避免被裁而加班，也会被迫跟进，从而自动营造出高压氛围。此外，现在如果被裁员，找到新工作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对失业的恐惧进一步加剧了员工对工时要求的顺从。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加州有着全美对员工最友善的劳工法，但仍然没有明言禁止企业把员工每周工时控制在40小时以内，不过要求企业为额外的工作时长支付1.5倍或2倍的薪水（加班的首4个小时支付1.5倍，超过4小时则需支付2倍）。

以每小时20美元（约合160港元）的时薪来算，企业需要为“996”的员工支付每周$1,760薪水（约合13,700港元），相当于正常每周8小时工作周（800美元，约合6200港元）的两倍薪水。

对于处于矽谷“AI狂热”中心的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厂、或是被投资者视为“潜力股”的AI初创企业，开出高额账单、争抢为数不多的人才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投资。

但此外还有许多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尚未获得瞩目的初创企业。他们要么采取是一种“不言自明”的996工作制——企业按标准工时发工资，没有员工向州监管部门举报公司违规；要么利用加州法规当中的“豁免制”——即允许特定雇员不受标准工时政策保护。

在企业和投资者看来，那些不在意“996”甚至“002”的人才可能是是企业所能找到的“天选打工人”——这些人（相对）不计较薪水、没有生活、具有使命感、相信公司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此自我奉献。当中那些最顶尖的研究人员、管理者，成了当前整个矽谷、甚至全世界最宝贵的人才资源库，让Meta这样的企业开出数百万年薪争抢。

然而，发自内心愿意、又能长期坚持996的人究竟有多少？

随着AI热潮持续，“996”在矽谷已经被某种程度上合理化，最终成为一种以“宏大叙事”包装对劳动力的极限压榨。现实是，大多数企业只能招到为了保住饭碗而被迫996的人。长期来看，这些人究竟能够给企业创造多大的价值？

矽谷的966风潮已经开始迫使一些资深工程师、产品负责人离开——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家庭的人，他们虽然也对AI的潜力感到兴奋、对事业充满热情，但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活。

一位匿名前Apple AI工程师对我说，随着远端工作的普及，留在矽谷已不再必要，为了更好的生活平衡和更可持续的生活节奏，他去年从Apple辞职，独立创业，与家人移居得州奥斯汀（Austin）。

在 AI 领域，压力很多时来自激烈竞争、极短的研发周期，以及一种“动作慢一步就会被淘汰”的心态。这种环境下，工时越来越长，个人的优先序不断调整，工作与私人生活界线变得模糊——即使公司未必明文写着要求“996”。

前Google/Netflix产品负责人、Vachi AI联合创始人Achal Pandey对我说，2021-2022年之前，Google和Meta这些公司极少裁员，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工作氛围充满活力。但现在，裁员成为常态，灵活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严格的工时政策。只有顶尖的“AI 专家”还能在大厂享受过去那种优渥待遇，普通员工则面临更严苛的环境。

在他看来，矽谷打工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