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公布时间，中国社会关于诺奖的讨论再次热闹起来。多年以来，中国社会都有一种诺奖情节，但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产生的诺奖得主屈指可数，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庞大人口体量和连续多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严重不符。中国GDP已经是日本GDP的4倍，但中国的诺奖得主数量远远少于日本。

多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关于诺奖的众多讨论声音中，至少有两种声音颇具代表性。第一种声音认为未来中国会产生愈来愈多的诺奖得主，甚至有人在十多年前便预测十年后中国人获诺奖成家常便饭。第二种声音认为在现有中国教育和科学体系中是难以产生诺奖得主。

目前来看，第一种声音仿佛面临尴尬，今天中国并未像十多年前有人预测的那样获诺奖成为常态，至于未来是否会产生愈来愈多的诺奖得主尚待验证，而第二种声音像十多年前乃至二十年前那样仍然具有相当大影响力。

日前，曾成功预测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有望获诺奖的北京大学生物学讲席教授饶毅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2035年之后，中国因为科学发展，不断出现重要的发现和发明，从而也顺其自然逐渐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愈来愈多。日本获诺奖的高峰期在2000年至2040年，之后下降。这种变化是因为日本在2010年至2040年的政策和文化性错误，导致日本科学不仅在国际相对退后，而且不如自己之前的历史。到2050年，中国因为科学发展的程度和时间，而相应的诺奖数量超过日本。”

与以往不少预测中国会产生愈来愈多诺奖得主的人不同，饶毅是一位以敢言著称的生物学家、科学工作领导者，多年以来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发展。他既敢于批判美国社会的问题，又敢于揭露中国社会的问题。他的大胆预测会否在未来成为现实？

应该说，饶毅的预测有其道理，合乎中国教育和科学发展的进程，但最终能否成真，尚待中国社会的持续努力。与世间任何追求卓越的事业一样，一个社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重大突破，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固然有可能存在少数偶然的奇迹，但整体而言，往往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的诺奖得主数量之所以远远少于美国、日本，同样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美国作为继英国之后西方的中心，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现代化程度，都至少有存量优势。日本尽管与中国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启现代化，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不同于中国最终失败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让国家实现崛起。后来的日本尽管深陷军国主义的泥潭，给自身和亚太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二战后日本迅速走出泥潭，在1968年崛起为西方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作为后盾，日本的教育、科学事业持续发展，从而为后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日本频繁产生诺奖得主的亮眼成绩打下重要基础。

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充满坎坷。中国非但未因为洋务运动走向成功，反而在此之后长期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之中。直到1949年中国才重新实现统一和独立，才开始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国情面前开展扫盲教育。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此开始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成功在2010年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才有足够的能力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功跃上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科学超级大国。但因为积累的时间相对有限，中国偏重应用科学，而在基础科学领域存在短板，故目前的诺奖得主数量难以与美国、日本相比。

然而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因为连续多年在教育、科学事业进行巨额投资，相信在未来有希望结出丰硕的果实，诺奖得主的数量一定会有所增加。

至于中国的诺奖得主数量能不能像饶毅预测的那样超过日本，甚至有没有希望在未来超过美国，则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向前。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中国要下大力气持续推动经济发展，要努力让“中国见顶论”和“中国崩溃论”落空，要用切实的改革实现长治久安，二是要认真反思“钱学森之问”，要改革教育和科学体系，要防止权力任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学阀、小圈子、阶层固化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侵蚀，要努力营造鼓励创新、追求真理的良好氛围。只要中国经济和现代化进程能持续向前，只要能营造公平、开放、包容、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中国是有非常大希望在未来获得愈来愈多的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