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10月20日至23日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本次四中全会的主要工作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为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定基本政策方向。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不久前引发海内外关注的世界最大水电工程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是“十四五”规划确定的超级工程。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已经筹划多年，若能顺利达到预期目标，既会因为1.2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而刺激经济发展，大幅提升西藏在整个国家的能源地位，又有利于推进“双碳”目标，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提供中国方案。通过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例子，可以说明五年规划在过去数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常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组织，但凡是短期内不能完成的相对较大的目标，都可以分为不同阶段或步骤，从而让个体或组织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推进，直到目标达成。小到个体的求学、购房、婚育、事业目标，大到一个公司的发展目标，乃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都可以提前进行筹划，然后分成不同阶段去具体落实。

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同样如此，区别只在于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超大型国家。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源于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当时中国刚重新独立和统一不久，面对长期内忧外患造成的一穷二白国情，新生的政权渴望早日让国家崛起。

那个年代，世界分为美国、苏联两大阵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当时中国与苏联同属一个阵营，决心效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计委具体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尽管当时的五年计划有力促进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但因为计划经济严重压抑社会活力、创造力，以及当时政治运动频发、极左思潮肆虐，故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依旧贫穷落后。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国运的历史性事件，让中国大多数人得以告别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从那时开始，中国对文革的极左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将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持续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依旧选择保留五年计划，努力让五年计划与新的经济社会现实相适应。1980年10月，邓小平表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从那时开始，国民经济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新增人民生活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内容。

自此之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和持续编制五年计划同时进行，共同构成中国治理的两大特色。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老路和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

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又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2006年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日益注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而是与“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相互促进和补充。

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政府有乱作为、腐败的问题，市场有失灵或面临危机的时候，政府和市场各自有合理性，关键在于持续探索符合实情的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角色。无论是片面强调政府的角色还是片面强调市场的角色，都是对复杂的人性、复杂的现实视而不见，最终都只会事与愿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角色，现已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辩证观点。可以作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一个例证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电动汽车的研制开发计划。当时中国综合考虑国内外多方面因素，为了后来居上，大胆实施电动汽车研制开发计划，纳入国家五年计划，通过政府规划和引导的方式来积极培育电动汽车产业，从而让今天的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新能源车产销国。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应该综合考虑短期、中期、长期，尽量保持平衡，只考虑短期根本难以成就大的事业，只考虑中长期不可持续。现代世界的一个困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治理都是过度追求短期利益，政策的规划与落实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以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不尽人意。

五年规划是中国注重中长期利益的一个集中体现，显示出中国治理注重提前筹划和久久为功。从长远来看，中国仍应持续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各自合理角色，确保政府不乱作为，确保市场健康运行。可即便这样，通过四中全会和五年规划，可以让世人了解复杂中国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