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4年8月李政道在美国去世后，今年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离世。杨振宁、李政道在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尽管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后来关系破裂，但他们无疑都是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都对中国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启发。纪念杨振宁、李政道，是希望持续构建一个成就杨振宁、李政道事业的社会环境。

与后来改为美国籍的李政道不同，杨振宁在中国舆论场遭受的争议比较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在82岁的时候与28岁的翁帆结婚，二是他早年从中国籍改为美国籍，晚年回到中国生活，又改回中国籍。前一件事成为中国舆论场许多人调侃、嘲讽他的花边新闻。后一件事既让一部分人指责杨振宁未能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在建国初期回来投身国家建设，又让另一部分人指责杨振宁晚年归国的动机。

公允地说，评判一个人应该主要看他的行为、功过，而不是各说各话、难以判断的内心或动机。对于杨振宁的嘲讽、指责缺乏道理，甚至显得刻薄、狭隘。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经常遭人非议或恶搞，但从他们婚后20年在公共场合的相处来看，他们称得上相互尊重和关爱，外界不妨多些尊重和理解。即便假设他们的婚姻有外界不清楚的复杂内情，但这是他们的私事，外界不应拿着放大镜窥视。相比于纯属个人自由范畴的私事，杨振宁的贡献远超许多人的想象，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无论是从个人事业还是国家发展、人类进步来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未能回国，而是留在美国潜心研究，绝对是正确、明智的选择。道理非常简单，一方面杨振宁、李政道都主要从事理论物理工作，与钱学森、邓稼先归国后的应用技术工作有很大区别，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非但十分缺乏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环境，而且极左思潮肆虐、政治运动频发，数十万人才遭到残酷的冲击。杨振宁的恩师、北京大学副校长王竹谿被迫下放到江西省的血吸虫病区去劳动改造，李政道的恩师、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无端被打成极右派，遭受不幸命运。

当1971年中美关系刚有缓和、解冻迹象，杨振宁迅速回国访问，不仅见到好友邓稼先，而且提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同样情况，1972年李政道回国访问，开始向中国提出培养人才的建议。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杨振宁、李政道通过他们在华人世界和知识界的重大影响力，大幅促进中美交流和中国科学发展。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后来杨振宁亲自募集资金创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用于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多年以来，无论是积极协助创立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奖励青年学者、引进海外人才还是为中国科研事业提供建议，杨振宁都起到重大作用。

与杨振宁一样，李政道对于中美科教合作与中国科教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李政道曾写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

杨振宁、李政道是近代以来最早在世界科学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尽管后来二人分道扬镳，让人倍感遗憾，但他们无论是个人成就还是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都会载于史册。

他们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都在美国取得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都在中美关系缓和、正常化后开始回国访问，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幅推动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他们的成就、贡献与他们恩师的不幸遭遇，启发着今天中国要牢记历史教训，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向前发展，要持续挖掘国民的潜力，要尽可能为全体国民创造一个人尽其才的开放、公平、包容、法治、民主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