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最近因为灭蚊的事情，闹得人心惶惶。

今年夏天，广东一些地方爆发基孔肯雅热疫情，这种疾病由伊蚊传播，因此各地面对蚊子如临大敌。原本以为天气要开始转凉，疫情也该慢慢消停了，没想到9月份疫情在江门反弹。当地大规模动员消杀灭蚊，有民众形容最近好像生活在“雾都”里。

这原本是为了保障民众健康与生命安全，可公权力的越界却让这份初衷变了味。有江门市民上星期向媒体投诉，社区为了防疫，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老旧小区中的单车房（车库改建的房子）业主上交钥匙，配合防疫人员入户消杀。那些逾期未提供钥匙或未开门的，官方会拍照记录并由专业人员强制开锁。

有网民也反映，自己在家里一觉醒来，家中的绿植不翼而飞，看了监控才发现，竟有灭蚊人员擅自闯进他家，把家里的绿植给搬走了。还有居民反映，种在自家天台的绿植都被搬空；村庄里几十年的老树也被砍伐。

基孔肯雅热是蚊子惹得祸，可宠物狗也一起遭殃，有社区以“杜绝因犬只饲养引发蚊虫滋生”为由，要求饲养犬只的业主在三天内将犬只彻底清理完毕。江门市代管的县级市鹤山，甚至还为防疫大阵仗拆除旧房，理由是这类房子会导致蚊虫滋生繁衍。

江门的这轮疫情来势汹汹，9月底至10月初，一周新增病例超过3000宗，官方为了防疫绞尽脑汁。中共江门市委常委9月底召开扩大会议，要求“把加大灭蚊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会上强调，要“切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全市压倒一切的工作”，“不惜一切代价，用三至四天时间灭成蚊、杀蚊卵”。这位“一把手”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不管用什么办法，能灭杀毒蚊的就是好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灭蚊杀蚊的命令下达后，运动式的防疫行动在当地铺开，也就有了强行入户消杀、捣毁绿植、禁养犬只等各种荒诞的防疫手段，进而在民间引发反弹。

老百姓的房子说进就进，家里养的绿植说搬就搬，一纸通知就要求饲主清理宠物，这些强加给民众的防疫措施，即便初衷再正确，都已逾越了公权力的边界。而以防疫为名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直接让人们联想到新冠疫情三年期间的种种，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一切似乎又回来了。

这些乱象背后，让人担忧的还有运动式治理成为路径依赖。按理说，新冠疫情的经验、过度防疫的教训，都已经很深刻，但从江门发生的这些事来看，这些经验和教训并没有转化为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治理经验。一旦发生类似的疫情，运动式的层层加码就好像三年防疫的后遗症，似乎已经成为了惯性。

其实在江门之前，同样遭遇疫情的佛山在今年8月，也发生过颇具争议的防疫乱象，包括管控民众购药、隔离有发烧、皮疹症状者等，几乎是把当年防控呼吸道疾病的手段，依样画葫芦套用到了防控伊蚊传播的病毒上。

基层防疫的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背后，也有基层官员难言的苦衷。当防疫被上升为“政治任务”，上级的要求是“不惜一切代价”时，防疫成效很可能会直接关乎官位。

10月7日，中国各地还在放国庆中秋长假，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一项人事审议消息，免去了副市长周佩珊、卫生健康局局长刘学文、信访局局长陈军凯的职务。

官方通报没有提到三人被免职的具体原因，但很可能与当地防疫的事有关。因为就在9月20日的江门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江门市副市长的周佩珊、时任江门市卫生健康局局长的刘学文，都出现在发布会现场。52岁的周佩珊当时还坐在发布会的“C位”，显示她是防疫工作的主要官员。疫情未了，官员却被免了，背后的原因恐怕不难猜。

面对政治任务和绩效考核压力，基层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自然会奉行“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生存策略。于是，各种荒唐的防疫措施屡见不鲜，好些貌似是为民众负责任，背后却是公权力滥用和形式主义，说到底都是官员乱作为与卸责，而普通民众的私权，就成了权力任性和官员乱作为的牺牲品，而且基层的行为不排除也获得了上级官员的默许和认可。

实事求是地说，江门这次在防疫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地新增确诊病例显著下降。但一刀切防疫和公权力越界的情况卷土重来，难免会勾起很多人对新冠疫情的不好记忆，让人心生不安与恐惧，担心权力的任性会越来越固化。正如一名网民在江门防疫乱象相关话题下留言：“昨天是灭新冠病毒，今天是灭蚊，明天又会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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