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场持续1小时40分钟的高层沟通超出原定的时间安排，对外释放了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特朗普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会晤非常成功，并称他将在明年4月访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会晤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用大写的英文发文“G2即将召开！”。

G2的意思是中美两国协作处理全球性挑战，这一概念是2010年前后由美国战略家、曾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提出。近年来，随著美国以“大国竞争”框架审视对华政策，G2这个说法已逐渐沉寂。

此次韩国会晤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新一轮波折的背景下举行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中美已经多次“过招”。4月美国宣布对华实施“对等关税”，立即招致中方的强力反制。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动要求下，6月初中美元首通电话。此后，中美经贸团队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举行谈判。及至9月19日两国元首通话后，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的警告，执意推动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征收高额港口费、以50%规则将数千家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打压举措。中方通过升级稀土出口管制等手段予以坚决回应。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缩，中美团队不久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新一轮谈判并达成“停火降温”共识。这为两国元首在韩国的会晤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中美发布的元首会晤信息看，这次互动主要展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两国重视从各自的内政目标出发，寻求成为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伙伴。习近平称，“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将为中美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特朗普对此也给予积极的回应，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伙伴，两国携手可以在世界上做成很多大事，未来美中合作会取得更大成就。

二是中美元首希望两国经贸团队能够将“共识”转化为“安排”，双方达成全面协议值得期待。通过在吉隆坡的磋商，美方同意暂停实施其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一年，中方将暂停实施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一年。美方将暂停实施其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中方也将相应暂停实施针对美方的反制措施一年。

此外，特朗普政府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所谓“芬太尼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4%对等关税将继续暂停一年。考虑到特朗普已经对外透露明年4月访华，两国经贸团队势将加快步伐，基于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敲定经贸协议的细节安排。

三是中美或在经贸之外的其他领域推动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打造更多的支撑点。在历史上，中美政府间对话机制最多时曾有100多个。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这类政府间交流不断萎缩，如今只剩下经贸磋商这一机制。

习近平在会晤中明确提出，两国在打击非法移民和电信诈骗、反洗钱、人工智能、应对传染疾病等领域合作前景良好，对口部门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开展互利合作。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外交、安全和执法领域的对话有望重启，这将有助于把“合作”这一叙事重新带回中美关系。特朗普在会晤中也做出相关积极的表态，他称美中关系一直很好，将来会更好，希望中国和美国的未来都更加美好。

四是中美元首之间的积极关系值得重视，这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会晤的开场白中，特朗普表示，“很荣幸同习近平主席会面”，“中国是伟大国家，习主席是受人尊敬的伟大领导人，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相处非常愉快”。习近平则对特朗普在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还特别提及对于特朗普执政而言至关重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

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时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是世界级领袖，长期交往、彼此尊重，这已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这一表述不同寻常，彰显了两国元首个人层面关系的特殊重要性。特朗普在会晤后透露，习近平考虑明年访问美国，地点可能在华盛顿，或是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后者是习近平2017年访美时与特朗普举行会晤的地点。

中美元首在韩国会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双方以务实的态度，暂时搁置相关的敏感议题。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此次会晤双方并未谈及台湾问题。双方虽然讨论了俄乌冲突议题，但并没有采取强力施压的做法，这场会晤有助于美国更好地理解中俄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对外透露称，美中同意将合作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

无疑，此次中美元首在釜山举行的会晤令全球看到了两国关系“有限缓和”的迹象。由于中美在经贸、芬太尼、出口管制等问题上仍存在深刻的分歧，后续两国的互动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打打谈谈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新常态。

特朗普本人经常展现反复无常的特性，他那种输赢心重、谋利性强的性格难以改变。在台湾问题、南海争端乃至涉及香港的事务上，中美仍存在较劲的态势，暂时的搁置并不意味著警报的解除。

不过，有限缓和也是两国和世界需要的，它有可能为中美探索新的G2营造必要条件。中美博弈在历经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时期的八年之后，或正在进入一个“战略稳定”（鲁比奥语）的新阶段。“新G2”并不是指中美共治世界，也不意味著双方关系会以合作取代竞争，而是指两国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愿意展开更多的沟通与协调。

本文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赵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