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订“低增长”目标 意味经济动能减弱吗?

撰文: 资新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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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周四(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至5%的区间。这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官方记录的最低增长目标。

对于习惯了“保八”甚至更高增速的观察者来说,这个数字可能令人不安。但实际上,市场又似乎没有那么不安。仔细分析官方表述和背后的政策组合拳,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中国政府传递出的信号是,他们已经主动告别“速度崇拜”,试图在房地产繁荣消退、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的夹缝中,彻底过渡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当“4.5%至5%”这个目标公布后,市场并无出现异动,舆论层面也平静,看来对高层思路市场又多了几分“心领神会”。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

“两句话的目标”与底线逻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目标公布后的吹风会上,给出了一个颇为微妙的表述。官方将今年的增长目标称为“两句话的目标”,即“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起草组负责人沈丹阳解释称,这是一个“既跳起来摸高、又稳得住步伐”的积极务实目标。

为什么要设区间?为什么是4.5%这个数字?

官方的解释指向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轴——2035年。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愿景,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据测算,这意味着从2021年到203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73%以上。考虑到“十四五”时期中国已经实现了年均5.4%的增长,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速底线实际上可以放宽到4.17%左右。

换句话说,4.5%这个底线数字,是与2035年愿景“总体衔接”的结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指出,这个增速目标既能为实现中长期目标提供合理支撑,又避免了过度追求高增长可能导致的资源错配与债务风险累积。

2016年为首次设置区间目标,6.5%-7.0%,当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政策改革的首年,开始三去一降一补;2019年再次设置区间目标,6.0%-6.5%是中美贸易战带来外部极大不确定性,金融去杠杆和防风险的关键期。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强调“合理区间”,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更深层的考虑,藏在李强总理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里:目标设定要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解释称,相对较宽的区间目标使得政策和改革的灵活性更高,为“十五五”时期新旧动能转换留出更大余地。换言之,如果地方政府不再被一个僵硬的数字指标捆绑,他们可能更有动力去处理那些真正棘手的问题——比如地方债务、过剩产能、以及“内卷式”竞争。

英国肯特郡施尔尼斯(Sheerness, Kent)一处院内停泊的大量比亚迪(BYD)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国电动车的内卷式发展直接冲击了海外市场。(Getty Images)

破“内卷式”竞争的死循环

事实上,“整治‘内卷式’竞争”被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批评。过去那种你降价我也降、最后大家一起喝西北风的恶性循环。官方看来是下定决心要整治了。

为何去年以来一直强调整治“内卷式”竞争?这是因为,原本生产力提升,企业能多赚钱,然后给员工加薪,大家收入多了就更敢消费,价格逐渐回暖,经济就能正向运转。可“内卷式”竞争下,生产力是上去了,但不少行业却忙着打价格战。钱没赚到,利润还越来越薄。这进而又直接影响到收入和消费,进而影响预期。所以,必须整治。

整治 “内卷式” 竞争的核心逻辑,正是回归 “以人为本”,是从 “投资于物” 转向 “投资于人”——通过遏制低水平、无底线的恶性内耗,守护劳动者权益、保障消费者利益、释放企业创新活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祉提升。

通缩的阴影与“投资于人”的转向

如果说增长目标的调整是一场预期管理,那么通胀目标的维持则暴露了决策层对当前经济核心病灶的清醒认识。

政府工作报告将年度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继续控制在2%左右。这个目标首次设定于2025年,是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罕见地将“推动物价总水平温和回升,促进物价由负转正”写入了年度政策任务。

这等于官方在公开承认,中国经济确实在通缩边缘徘徊了一阵子。2025年全年,中国的价格增长基本持平,核心CPI仅上涨0.7%。消费者信心疲软,需求不足,企业没有订单——这体现了当前经济“供强需弱”明确特征。

把“由负转正”写进任务清单,意味着温和通胀本身已被视为一种政策成功,而非需要压制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的政策工具箱里,出现了一些过去很少见的东西。

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投资于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报告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指出,与过去几年强调消费相比,今年强调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意味着国家正在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今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24元。增加的具体数额虽然不大,但观察国家在城乡居民养老领域的政策轨迹,可以发现已经连续三年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这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提升城乡居民基础保障正在成为制度化的安排。

当然,上述所有这些努力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外部变量——中美贸易摩擦。李强总理在报告中罕见地提及了美国“关税冲击”的经济影响,称去年实施的新刺激措施帮助缓冲了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只有3.3%。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能守住4.5%的底线,本身已是一种成就。

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新华社)

路透社援引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成的评论称:“北京不一定把高增长率视为好事,因为它可能激励地方官员用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和数据造假来夸大增长。”

这句话或许点出了这次目标调整的本质。4.5%到5%的区间,既是对现实的务实判断,也是一种重新锚定。它承认了房地产时代的终结,也试图为下一个十年——一个由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能源汽车主导的十年——留出喘息和转身的空间。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这个目标不是放松要求,而是换了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