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东屿岛拉开帷幕。作为论坛成立25周年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次年会，本届盛会以“塑造共同未来：新形势、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吸引着全球目光。

当天下午，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分论坛座无虚席，成为外界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窗口。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中国将如何定义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备受瞩目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又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穿越周期、迈上新台阶？哪些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又将带来怎样的全球性变革？

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主持，来自国际国内的多位重量级经济领域专家围绕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与新意、经济增长目标的务实调整、新质生产力的动力重构、高水平开放的新叙事等话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原副部长、纽约大学（上海）金融学特聘教授米凯莱·杰拉奇。

本文转自公众号“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十五五”规划的世界性意义

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所言，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是论坛参会者关注的重点话题。

回顾来看，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时期保持了一贯韧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未来5年的经济主题，“高质量发展”依然是论坛上的热词。

在论坛这个了解中国、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外界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目标将如何实现？其中部署有何世界性意义？

“‘十五五’规划对中国非常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郑永年认为，在地缘政治非常不确定的时代，中国的“十五五”规划是为世界提供保障的一种确定性的制度性安排。

“‘十五五’规划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那么我们需要4.5%～5%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维持在30%左右，这个（未来）五年、十年是不会变化的。”郑永年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处理好三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发展制造业，建设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要部署。“如果你是做半导体的，你就来中国吧！”在米凯莱·杰拉奇看来，中国致力于实现自主自强的领域，也是外国投资者可以关注机遇的领域。

他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谈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可以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一优势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确定性。包括“十五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在内，都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确定的投资参考。

增长目标：从“潜力释放”到“务实平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GDP增长目标不再以一个确定的数字出现，而是设为：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2026年这一微妙的目标变化，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共同关注和讨论。

林毅夫认为，上述目标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实际状况后，实事求是确定的。他分析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面都具备比较优势，包括人才优势、购买力优势、产业链优势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等。因此，中国在未来10年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

“只要国际环境没有太大的、不可预期的事件发生，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4.5%甚至5%完全有可能，如果做好一点甚至会实现高于5%的增长。”林毅夫说。

但在相对的确定性之下，外界也有担忧。“随着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一定会在某些领域进入到原来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产生竞争。”林毅夫建议，面对这类竞争，发达国家可以借鉴过去东亚国家的经验。

林毅夫指出，二战后初期，日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电子加工业发展；到了60年代，中国也开始发展电子加工业，由此与日本形成竞争。他认为，如果日本当时继续在电子加工业领域加码竞争，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于是，日本转而从装备制造业迈向芯片制造产业，将原有资源投入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新产业中，同时将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以此创造“第二春”。而亚洲的整体发展，也为日本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

新质生产力与“投资于人”的双轮驱动

创新，是这场精彩讨论中的关键词。

米凯莱·杰拉奇说：“在未来的5～6年中，中国将会是科技的弄潮儿，在创新领域和众多领域都会是标兵，我们看到像光刻机、半导体方面，中国已经在推动这些方面的进展了。”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依然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江小涓看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十字发展理念，在“十五五”时期都有着新的含义。其中，创新在“十五五”期间将更加注重新质生产力，既要发展新创产业，也要侧重使用新技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即通过创新来提升存量产业的产出和竞争力。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关键的是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创新，这是创新的一条基本原则。

他进一步表示，这样的创新具备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至少对四个维度具有支撑作用——一是经济发展更快、政府增收更多，加上企业内生动力充足，政府将有更多财力用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做好二次分配；二是随着企业内生动力增强，有助于基于比较优势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三是有竞争力的创新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分享增长红利；四是随着劳动力回报提升、资本回报降低，收入分配制度将更加完善。

但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关于政策应更侧重需求还是供给、消费还是投资的讨论依然不断。

江小涓从新发展理念角度提到：“‘十五五’时期会更多强调投资和消费的协调，投资和消费是互动的，但是在两者并重的前提下会更多强调消费，消费这一端目前是制约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十五五’期间会对消费端花更多力气。”同时她也强调，“投资于人”在“十五五”时期也有着非常系统化的部署。

“很多人说要消费消费消费，我个人认为要投资投资投资，投资于人非常重要。”郑永年则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三驾马车”，即重视基础科研的大学与机构、能把基础技术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与机构、金融服务。他特别强调了金融不是投机金融，是要为实体经济、为科创服务的金融。

开放新叙事：从“互补分工”到“水平型竞合”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叙事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江小涓敏锐地指出，“十五五”期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将全面由“互补型分工”转向“水平型分工”，这没有好坏的含义，却意味着竞争将更趋激烈，从开放中获益的产业和企业都会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强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开放理念在“十五五”时期的重要特点。

米凯莱·杰拉奇则认为，随着全球化频现逆流，地理上的邻近关系、双边贸易关系都变得更加重要。但他也强调，贸易归根结底要落到企业和个人，各国应该理性看待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等指标。

面对国际经济体系重构和全球化变局，中国能够做些什么？郑永年提到了“开源式的现代化”。他表示：“不同于过去西方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垄断发展，不让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中国现在要做的是自己发展起来以后把这个梯子伸出去，允许、鼓励、帮助其他国家也实现发展，实现我们所说的共同的现代化。”

“我们可以和中国在北非共同发展光伏能源，这些电可以从北非输到欧洲，供欧洲使用，这是双赢的合作。”米凯莱·杰拉奇以绿色能源领域举例称，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