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6月12日晚间，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以代码“SPCX”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上市首日，股价强劲收升19.2%至160.95美元，市值瞬间飙破2.107万亿美元，一举跃升为全球第七大上市公司。这场万众瞩目的世纪IPO，无疑又是矽谷创新神话的又一次极致彰显。

走过互联网时代，全球顶尖大模型与物理AI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袭，美国矽谷依旧稳坐全球创新平台的王座，持续上演“改变世界同时创造财富”的理想主义叙事。不仅有马斯克超级IPO的SpaceX，在这里，成立仅一年半的太空基础设施公司能手握过亿美金订单，不到10名员工的初创团队能在18个月内被英伟达（Nvidia，又译：辉达）以数亿美金高价收购......

矽谷科创的成功模式，深耕当地十年的华人创投家张璐有著切身体会。毕业于史丹福大学，曾是学习材料科学的“硬核女生”张璐，如今管理著近6亿美元资产的创投企业Fusion Fund。近期，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她以第一视角，向我们拆解“矽谷内核”，“全球很多地方都希望再去复制一个矽谷，但很多时候并不是硬件的复制，矽谷也没有甚么硬件只是一个大农村，但最可贵的其实是矽谷的人文文化。”

矽谷“英雄不问出处”的全球化思维

出生于内蒙古，在天津读大学的张璐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大学毕业后，张璐被史丹福大学材料科学工程学院录取，才正式开启了她的美国之路。之后，张璐创立了自己的医疗器械公司，又在小有发展后将公司卖掉，也因此契机从“创业者”转而成为“投资人”。

25岁时，张璐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Fusion Fund，并在27岁成为首位美国《富比士》杂志“30 Under 30”创投领域年度主题人物的华人。

“矽谷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多，本地居民45%以上都是第一代移民，美国独角兽创始人逾六成也是移民。到了人工智能这一批，亚裔会更多。”张璐认为，全球化的思维理念是矽谷的核心文化之一，“亚裔、欧洲裔、加拿大、以色列，甚至最后才是美国人。大家的共同认知并非建立在相同的文化之上，而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热情，愿意共同努力奋斗，有同样的长线愿景，想去解决同样的问题。”

但面对以45岁以上白人男性精英为主导的矽谷投资圈，作为少有的年轻亚裔女性，张璐直爽地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做第一个”。她不否认矽谷存在各种偏见，但偏见并不会影响她要成为怎样的人。她也曾半开玩笑地对带有偏见的美国同行说，“欧洲人都知道成吉思汗曾攻占世界，所以不要惹内蒙古人。”

矽谷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尽管它存在偏见，但它愿意改变偏见。它不看你从哪里来、家庭背景如何，它只看你未来能创造什么。

长线资本滋养“脆弱的理想主义”

在矽谷，创业者们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疯狂的理想主义。

“我们一年前投了一家叫Starpath的公司，做太空领域的基础设施‘月球加油站’。”张璐分享了她前段时间走访这家初创公司时的震撼，工厂里到处扔著年轻创业者的睡袋，他们热火朝天地研发著一种自动化机器人系统，能直接部署在月球表面，把月球土壤里的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作为火箭发射的燃料。这家成立仅一年半的公司，如今订单收入已破亿美金。

“看著他们，我就想起了自己当年创业的感觉。”张璐说，自己不喝咖啡，但每天早晨与创业者的一通电话，就能唤醒她的疲惫，那是一种“被梦想叫醒”的能量感，“早期投资最幸福的，对于我来讲，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所以非常希望可以加入到很多创新型的、改变世界的企业的形成过程中，早期投资可以给你非常大的多样性。 ”

在矽谷，那些梦想并非不切实际。

2000年，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对媒体表示，谷歌Google的终极形态就是人工智能（AI）。而刚刚带领SpaceX缔造两万亿美元上市神话的马斯克（Elon Musk），当年那些制造电动车、回收火箭、火星移民的“狂想”，也曾被无数理性人视为不自量力的“科技疯子”与造车 PPT。然而十年过去，Tesla开启了全球电动车与自动驾驶时代，SpaceX成为了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的霸主。

“理想主义很可贵，也很脆弱。在很多生态里，它不一定能获得世俗认可，但在矽谷，资本圈、创新圈愿意去扶持、支持和相信这些梦想家。”张璐指出，矽谷的资本是“长线资本”，这意味著资本追求的不是短期的小规模商业变现，而是愿意给予年轻的创始人们足够的试错空间，陪伴其完成颠覆性的长线愿景。

任何伟大的企业、在矽谷成长起来的创始人，初衷都不仅是单纯的为了财务回报，他们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或者社会很大的问题，技术刚好是其中的解决手段，在此基础之上，财富回报是“副产品”。改变世界的同时创造财富，但最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IPO非唯一退路　80%退出靠收并购

当然，科技创新的热情需要回报来续航，但所谓“回报”也并非只有上市（IPO）这个唯一途径。

“在亚洲，初创企业市场化的主要退出渠道就是上市；但在美国，80%的早期企业退出都是通过收购合并（M&A）。”张璐点出了中美创新生态商业闭环上的底层差异。

据张璐介绍，去年，Fusion Fund旗下有5家企业被收并购，其中4家企业的年龄仅有1至2年，团队不过7到10个人。然而，英伟达（Nvidia，又译辉达）、苹果（Apple）等科技巨头却愿意为这些早期的初创团队，支付高达3亿、4亿美金的溢价。

但大企业凭什么愿意当“冤大头”？

张璐解释，美国成熟的商业环境建立在对专利技术产权的极度尊重上。巨头们看重的不只是初创公司当下的财务数据，而是这项技术放上巨头自身的平台、分销渠道和客户网络后，能产生多大的乘数价值。

张璐举例介绍，Fusion Fund曾在早期投资一家团队仅有10余人的企业，在收入刚达数千万美金时，就在18个月内被一家科技巨头以数亿美金闪电收购。这让创始人得以快速获得财务回报，并立即投入到第二家公司的再创业中。

为了搭建这种大企业与初创技术的桥梁，Fusion Fund从2018年起便组建了一个包含四五十位财富500强企业CTO的“CXO社群”。这些大企业的CTO手握专门用来“投资未来”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预算，他们不看初创公司有几个人，而是直接给订单、做战略合作，甚至直接发起并购。

“任何一个生态都需要持续的正向流动，大家才愿意持续投入。”张璐说。这种高活跃度的并购生态，让技术、人才与资本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完成一次循环，避免了大量前沿技术死在漫长的上市排队进程中。

政府支持成“天使投资人”

在矽谷的土壤之外，政府的角色亦无法忽视。虽然张璐笑称，“我们对政府的期待就是不要添乱就可以了。”但美国政府在的确在矽谷的科技创新中扮演了“天使投资人”的角色，相比过去，“更激进的推动科技创新”。

张璐以深科技（Deep Tech）举例，许多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在开发初期难以从追求回报率的市场中拿到订单，这时，NASA、能源部等美国政府机构往往出手，成为初创企业的“天使投资人”。她提到的月球加油站Starpath，正因技术完美契合了国家级的太空战略，从而锁定了政府机构的长期采购意向。

此外，当科技风口转向顶尖大模型与物理AI，美国政府亦加速战略调度。2025年11月24日，白宫与能源部便牵头、联合17家国家实验室及顶尖高校企业，推出了国家级的“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 这一国家级的行动，令美国每年投入的巨额研发产出效率倍增，确保美国在先进科研与AI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张璐指出，“这不是政府在指导企业怎么做产品，而是政府利用国家资源投资底层的AI研发基础设施（AI Infrastructure），让全美的科学家、大学和初创公司能在上面进行更高效的创新。”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Paul Atkins提出的“让IPO再次伟大（Make IPOs Great Again）”亦令收并购增多。

虽然美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的商业竞争，但张璐认为，美国政府不缺位甚至积极的支持，可见“矽谷科技发展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巨大”。

“英雄不问出处”的多元全球化，资本市场对梦想的长线投资，成熟的收并购商业环境，以及来自政府的积极支持，张璐向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矽谷生态图谱。但在她看来，“矽谷模式”在于人，而非硬件的照搬，更不意味著盲目崇拜。

矽谷是一个平台。它有平台优势，长期商业市场的优势，还有资本优势，但我并不觉得只有矽谷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中国的人才也非常优秀，但人才可以做创新，公司能够发展下去，大商业环境很重要，这部分可能很多地区还在一个起步的阶段，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我们也要有耐心。

香港如何镜鉴“矽谷模式”？

张璐在采访中多次提及大湾区，她说“现在全球机器人硬件做得最好的生态是在深圳”；她也提到，“在矽谷投资机器人和AI公司时，也会讨论未来世界模型和物理AI两边应该怎么联动。”

这种联动，是大洋两岸的科技共振，亦是一场“大脑与躯干”深度协同。矽谷擅长从0到1的架构设计与算法迭代，但当AI要走向物理世界，去组装一条机械臂、去生产一个深入血管的微型医疗机器人、甚至去打造具身智能的骨骼时，大湾区极致、迅速且低成本的硬件供应链，便成为了全球唯一的“硬件圣地”。

而作为大湾区的核心与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当前香港正大力推行“人才引进”与科创转型，历经数个周期的“矽谷模式”，又会为香港带来怎样的镜鉴？答案也许并非简单的“复制黏贴”，但也许就像张璐说的，“美国的创新生态形成已经五六十年了，中国是从互联网时代才真正加入这个周期，我们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