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是全球表现最抢眼、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与此同时，消费意愿偏弱、消费能力不足、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乏力，也成为制约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核心结构性问题之一。尽管这些年政府层面一直在呼吁和刺激消费，但落到效果上，似乎并未达到提振预期。

消费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的表面原因是这几年中国经济与大众收入K型分化，处于K型向上一枝，收入和消费持续增长的就业群体数量有限，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从业者、普通工薪阶层、农村群体、基层劳动者工作岗位减少、收入与消费能力增长承压，甚至下滑，呈现“一升一降”的两极分化格局——这是伴随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必然阵痛和阶段性特征——使得消费刺激难见成效，但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面收入分配长期结构性失衡积累。

过去几十年，劳动者所得太少，而资本和政府所得过多，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议题，有着详实的数据佐证。中国劳动群体普遍缺乏资产增值渠道，财产性收入有限，收入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劳动报酬。而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看，劳动报酬占GDP的整体比重又长期偏低，1995至2006年十年间劳动报酬占比甚至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008年跌至39.74%的低位。经多年调整，近些年统计数据虽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合理区间。反观政府财政收入却一直在快速提升超过了居民收入增幅。1996年到2025年，扣除通胀的财政收入实际年增速为10.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增速为7.8%。而且居民收入本身还快慢不一，在不同从业者与区域之间差距明显。资本所得的占比更是持续偏高，长期占据分配优势地位。

在经济上行周期，市场增量充足、就业岗位充沛、社会预期乐观，分配失衡的矛盾被高速增长掩盖，即便偶尔引发社会情绪，也难以形成系统性问题。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深化、市场预期偏弱的情况下，当普通居民增收受限、储蓄意愿攀升、消费意愿收缩，这一长期积累的分配失衡问题就会全面暴露，最终形成消费低迷、屡屡刺激提振却效果不佳的局面。

问题有缓解但仍然严峻

基于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政治文化自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主张，中国政府其实早已研判到分配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并在推进制度优化与政策调整。

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定义的中国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核心聚焦解决总量不足、做大蛋糕的问题。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首次将“不均衡”置于突出位置，标志着发展导向从“优先效率、做大总量”转向“兼顾公平、优化结构”。此后，中央层面又将共同富裕作为重大战略部署推进，出台一系列顶层设计与配套政策。“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多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更好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收入调节中的调控作用等等。这些政策部署，释放出中国在“效率”与“公平”、“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普通群体”与“红利群体”之间重塑平衡的改革导向。

近年来，聚焦于收入公平、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升普通群体收入水平，政府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劳动报酬提升方面，各地持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2012至2020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累计提升4.6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兜底方面，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城乡低保、特困救助等兜底政策持续完善，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若没有这些政策调整与价值转向，问题可能会更严峻。

但客观来看，分配不均衡、公共福利落差大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同群体的发展差距依然巨大。以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三类群体的养老保障为例，数据显示，2025年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仅为287元，城镇职工月均养老为3498元，二者差距高达12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更是显著高于企业职工，养老金（不含职业年金）中枢值 7350 元 / 月，加上职业年金则高达8500–8600 元。公共福利的巨大落差，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削弱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底气和未来预期。这也再次印证，当前中国消费低迷、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偏低的核心症结，本质上是分配失衡、福利落差带来的必然结果。

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那么，怎么才能破解消费低迷、重塑经济内生动力呢？答案就在重塑分配平衡，建立公平公正合理、适配于时代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分配体系。

首先，必须继续将解决不均衡问题、推进分配公平改革置于政策实操核心位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底色，也契合中国千年以来追求普惠民生的文化传统。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AI等及是生产力革命的工具，可以高效赋能其它产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同时也兼具天然垄断属性，极易加速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向优势群体集聚，进一步放大财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在此背景下，坚守公平导向、重点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不仅是践行社会主义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更是对冲技术分化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激活内需潜力、夯实经济长期发展根基的关键举措。我们经常说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高质量”不仅包括科技与产业水平，还包括高质量分配体系。

其次，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破解分配不均衡绝非推行“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分配正义。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平均主义只会扼杀劳动积极性、抑制创新活力、阻碍生产力发展，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分配格局的核心，是针对性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福利保障，重点聚焦三类核心群体：一是青年群体，通过完善就业保障、拓宽发展通道，缓解青年就业压力与增收难题。二是受产业升级、结构调整、AI技术冲击的传统从业者，帮助他们适配新就业格局、稳定收入来源。三是针对农村老年群体，要持续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筑牢弱势群体消费底气。

最后，必须保持经济以一定速度增长，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以经济增量支撑分配优化。没有经济增量，共同富裕只会沦为“共同贫穷”，唯有持续做大经济总量，才能为普惠民生、均衡分配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AI革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人才、技术、创新成为核心竞争要素。“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这是兼顾各方的想法。但是，市场天然注重效率。因此，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政府这只手的作用也发挥好，要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三次分配结合起来，让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也能享受到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成果，一边“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