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了。朱镕基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理。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被他重用的朱镕基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最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经济新格局、新框架的总工程师。

朱镕基在担任副总理、总理期间的施政，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奠定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有效建立，中国经济自此进入长时间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人彻底告别数千年的物质匮乏时代。数千年以来，民富国强，一直是无数士大夫群体、名臣贤相梦寐以求的理想。朱镕基为中国人实现这一理想打下坚实基础，功不可没。

1991年初，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次年入常，1998年他又升任国务院总理，直到2003年3月卸任。在这十二年间，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六四事件之后最波澜壮阔的经济变革，而朱镕基正是这场宏大经济改革的“总操刀者”、“总工程师”。从清理三角债、治理通货膨胀，到分税制改革，应对金融危机、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世贸组织（WTO），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搭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等等，朱镕基都是操盘手。正是他的铁腕治理使得这些变革能够在短短的十二年间快马加鞭的进行，使得中国经济在十年间快速发展，自此走上崛起之路。而在这些变革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可能就是分税制、国企改革和“三驾马车”。

牛刀小试：清理三角债和治理通货膨胀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基本解决东北“三角债”问题。

带著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各个地方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在清理三角债后，1993年中国经济面临过热问题，许多地方出现高投资规模、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发行、高物价上涨等“四高”，造成市场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当时朱镕基曾在批评一位经济学家时坦言：“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为此，朱镕基力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并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强硬地要求各银行行长尽快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收回来。经过三年的努力，多种措施共同作用下，1996年经济实现软著陆，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重塑中央财力和权威的基石：分税制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破解世人对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迷思后，中国开始著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开始将改革聚焦在体制内部，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等，从而拉开改革大幕。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之下，中国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

分税制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其主要政策是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上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中共形成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大包干”体制，该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生产迅速发展，但税却收不上来，国家的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不仅如此，而且还形成了地方胡乱实施税收优惠，动用各种办法截留中央税收的情况。而中央财政财源枯竭，收入增长乏力，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中央调控能力严重不足。

199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镕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当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讯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抵触情绪，让改革变得困难。

为了说服各省，朱镕基在两个多月里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对他们一一说服。那段时期的朱镕基压力非常之大，到处都是反对之声。最艰难的一站是在财政大包干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广东省。朱镕基成功地说服了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最后，经过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朱镕基总算谈下来了，自己则掉了5斤肉。

分税制的推行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雄厚的财政税收历来都是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分税制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重塑了大一统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从而使得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不可否认，多数改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难免会有副作用。分税制尽管对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的财力贡献很大，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一制度存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划分的不够清楚，产生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不对等问题。在中央把省里的部分税权上收的同时，地方上行下效。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到省里，而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在地方财力拮据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卖地获得财政收入，长期以往，便不可避免导致房价过快上涨、买房难等问题。除此之外，由于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投资及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务院的发改委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缺乏话语权，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局面，造成了不少新的问题。

当然，世间多数改革都会有难以预料的副作用，不可求全责备，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对于20世纪90年代来说，改革财税体制，解决中央财政危机，重塑中央经济权威，是当时一件非常紧迫的工作，至于当时留下的后遗症，有待中国后来去化解。

搭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任内迅速面临东亚金融危机和处置上千万下岗职工的困境。而1998年的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经济大萧条。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及时祭出三大经济政策，强势扭转了中国经济困境。那就是朱镕基为中国经济增长打造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内需。

第一架马车是扩大投资，主要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城市化建设。比如从1998年到2001年间，中国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人民币，各大国有商业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第二驾马车是鼓励进出口。当时国务院相继出台各项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打响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

第三驾马车是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国务院决定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此之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消费的火车头。当然，今天中国面临严重的房地产泡沐问题，但这是因为20多年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副作用，而非当时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就当时而言，复苏房地产业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经济举措，是为了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大洪水相叠加的经济危机，但对于今天而言，确实要及早解决房地产泡沐问题。

这三大政策分别著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三架马车”。在哀鸿遍地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三架马车”将中国带出困境，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火车头。时至今日，“三架马车”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扭转格局的国有企业改革

朱镕基的另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国企改制。在朱镕基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为主，但由于这种改革思路没有触及划清产权的问题，最后都以失败告终。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朱镕基看到了国企的困境，大胆地放弃了这条旧的改革思路，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部署，为国企找到新出路。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极力反对朱镕基的改革措施。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国有企业则给予重点扶持，让它们做大做强，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

然而到1998年，由于东亚金融风暴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抓大放小”战略开始转轨为“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民企趁势进入），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赛道，进而相继进入腾飞阶段。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20年左右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中国企业所有制的格局由此奠定。

在国企改革的基石上，中国经济每年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胡温时期，中国很多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石油、中国银行等成为世界500强，而民营企业也出现了许多知名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坚实基石。朱镕基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贡献功不可没。

同时，在国企改革中，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大量的原来的国有企业被出售或转让，改制为私人企业，据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这也被一些人批评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更有许多人认为正是改制盘活了原本死掉的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全国有1500万工人下岗失业。而在以城市化为导向的国家政策下，广大农村地区为服务于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广大农民仍承担著沉重的农业税，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朱镕基时期奠定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为后来胡温时期取消农业税、惠及三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打下基础，大规模下岗工人的问题同样随著经济快速发展而得以解决。

朱镕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不止以上这些，他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对政府机构的精简，以及亲自带队“入世”谈判，这些经济措施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90年代以来或者说六四事件之后最深刻的改革，也是奠定中国当今主体经济体制格局的时期。而后期主要是在朱镕基改革的基础上，或继续深化改革，或萧规曹随。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朱镕基时期的改革在解决当时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时，确实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后遗症，成为后世应该及时解决的问题。

但不论如何，经过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有效建立，中国经济自此进入长时间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人彻底告别数千年的物质匮乏时代。数千年以来，民富国强，一直是无数士大夫群体、名臣贤相梦寐以求的理想。朱镕基为中国人实现这一理想打下坚实基础，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