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暑假，高校游学流行，名校预约难问题频上热搜。与此同时，也有住在大学附近的居民，有时只是想进校园溜达一圈。

复旦大学的社会公众入校预约要提前一天在零点抢号，即使非暑假时段，名额也非常少，基本约不上。如果赶上军训，校园直接暂停社会公众入校。而其隔壁的上海财经大学刷身份证就能进，无需预约、无需抢号。这种差异的依据是什么，似乎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放眼全国，从“刷身份证即进”到“永远约不上”，内地大学校园的开放政策差异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谱系。

尤其是对需要预约的高校来说，过度限制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以清华大学为例，摇号名额紧张时，二手平台上曾出现过标价180元一人的“代约入校”服务。需求不会因为限制而消失，只是可能以其他形式释放出来。说到底，问题其实不在于该不该预约，而在于大多数学校只给了一种选择。不管你是从外地赶来参观的游客，还是住在隔壁想进去散个步的居民，不管你是想带孩子感受学术氛围，还是只想去食堂吃碗面，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抢号入口、同一套规则。所有需求被混为一谈，所有人被塞进同一个通道，抢到了就能进，抢不到就别想。这种一刀切的管理，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实际上是把管理简单化当成了管理合理化。

公立高校作为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机构，向社会开放究竟是义务还是恩惠？公共管理学者马亮认为，公立大学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机构，校园是公共场所，理应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换言之，开放更接近一种义务，而非善意。但教育部对此仅有原则性倡导，“使校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强制性要求，各校自行裁量。

但另一方面，有顾虑的声音认为，要求清华、北大、复旦这样的学校完全敞开大门又不现实。暑假一到，游客从各地涌来，毫无限制的话，校园里水泄不通不是夸张的想像。教学秩序、师生安全、校园环境的承载力，都是真实的问题。但这个顾虑是否被高估了，也值得商榷。上海财经大学刷身份证入校已运行多年，暑期客流高峰期间秩序井然；武汉大学2026年5月全面取消预约后，整个暑假面对各地涌来的游客，也没有出现校园失控的情况。这两所学校的实践说明，校园的承载力可能比想象中要强，完全开放并非天方夜谭。预约制本身不是坏事，它是一种合理的管理工具，关键在于怎么把开放和预约做得更合理。以下提供几种思路。

首先可以分区开放。校园里并非所有区域都需要同等管控，步道、绿地、广场、运动场这些公共空间可以先行开放，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等核心区域则有更严格的管理。不必把整座校园当作一个整体来设防，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能解决大部分人的日常需求，对高校来说也不增加太多额外的管理负担。

其次可以对周边居民开放实名注册制。学校可以和街道合作，核实居住讯息后发放长期入校凭证，把“晨跑”、“散步”这类日常需求和暑期参观高峰区分开来。注册之后，入校方式也可以更便捷，参照如今已经普及的刷脸支付技术，居民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直接刷脸进校，不必每次掏身份证。诸如社会电动车进入校园的安全隐患问题，也可以通过给校内师生的电动车上牌等技术手段来应对。技术上不存在障碍，缺的只是应用场景的设计。

如果还需要更精细的调控，名额管理本身也可以从“每日固定放号”变成动态调节。比如有人进校待半小时可能就离开了，名额随即释放，后来的人就能补上。比起每天放一批号、抢完就没了的静态模式，实时进出、动态计算的模式更贴合实际。这并不需要新建一套系统，在现有门禁数据的基础上做算法调整即可。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校在尝试用各种人性化的方法来放宽准入，但缺少一个可供参照的基本框架，各校仍是各自摸索。开放与学术尊严并不冲突，未来希望大学校园开放有个基本标准，让开放有据可依、限制有理可讲，这对高校和公众来说，都是更稳妥的方式。

（本文作者刘晓雪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