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中国医药改革功臣、能吏的毕井泉因受贿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毕井泉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被认为有力推动中国医药行业发展，2024年被创立60年的国际药物讯息协会（DIA）授予“终身成就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昔日备受瞩目的能吏竟是一位贪官，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742万余元。

毕井泉的医药改革成绩与他的腐败问题都十分突出，他是一位典型的贪官“能吏”，即有能力、有作为、有贡献的贪官。像他一样的人并非个例，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便是其中一个知名案例，他既被许多人认为对中国高铁事业跨越式发展有突出贡献，又是一位被一审法院认为“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犯。

除此之外，今年因长鑫科技上市创下历史记录而引发关注的两任合肥主官孙金龙、吴存荣中的吴存荣同样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与被网上不少人称赞的孙金龙不同，曾任合肥市长、市委书记的吴存荣虽然有力推动合肥的跨越式发展，但因为“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井泉、刘志军、吴存荣，作为中国官员群体中贪官“能吏”的代表，他们有能力、有作为，都曾在各自任内被不少人认为有着突出贡献，但因为在腐败问题上犯了大错，最终遭到法律的惩处。他们的结局说明中国反腐具有功过不能相抵的面向。

与贪官“能吏”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官场有不少官员存在懒政怠政、不作为的问题。2015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这是“为官不为”问题被首次写入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既说明决策层希望解决“为官不为”问题的态度，又说明“为官不为”问题开始变得突出。

关于这点，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官不为现象当然不是时至今日才突然冒出来的。只不过，随着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随着高压反腐的一路高歌猛进，为官不为的积弊和危害也逐渐凸显出来。”

近些年以来，以“为官不为”为代表的庸官懒政问题成为妨碍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甚至造成不少人产生错误认知，比如民间有一种声音片面认为“我们宁愿要有本事的贪官，也不要不干事的清官。”2014年，人民网在一篇文章中一方面指出“贪官‘能吏’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怀念”，另一方面表示“贪官‘能吏’让群众念念不忘也表现出了群众对干部能干事的极大渴望和对清官‘能吏’的期盼”。诚如斯言，对于许多民众来说，贪官“能吏”固然可恶，但至少能干实事，而那些不作为的官员即便清廉，但中看不中用，实乃尸位素餐。

从中国长治久安来看，无论贪官“能吏”还是懒政的庸官，都不符合国家所需和人民所愿。习近平曾说：“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中国需要的是超越贪官“能吏” 与庸官懒政的二元对立，需要通过改革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培养、选拔源源不断的既廉洁奉公、又能力突出的官员。

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表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正因这样，中国要全面总结经验，在下大力气探索反腐治本之策的同时大力选拔能力突出、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