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月21日发布消息，刚去职的前深圳市市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覃伟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至此，这位此前风传已经“出事”的副部级官员，正式官宣落马。

覃伟中生于1971年，清华大学毕业，拥有工学博士学位和高级工程师职称，长期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两大国有能源巨头任职，后从广东省副省长任上调任深圳市长。从年龄和受教育背景，以及跨行业工作经历看，覃伟中都属于有前途、有机会更进一步的官员，如今其政治生命却被不幸画上句号。

而在覃伟中之前，已经有两位前深圳市长落马，一位陈如桂，2022年6月1日官宣被查，2024年8月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位许宗衡，2009年6月8日官宣落马，2011年5月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5年迄今，共有五人正式出任过深圳市长。其中三位落马，比例不可谓不高。如此高的落马比例，一方面说明中共始终坚持高压反腐的严厉态度，“从严治党”决不只是在口头和文件上说说，而是会落到对每一位官员的考核监督上；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如何更有效监督官员权力，把腐败消灭在腐败发生之前，仍面临不小挑战。

尤其作为当事城市，前后几任市长落马，说明深圳在率先转变官员政绩观念，为社会主义中国在新时代趟出一条用官、管官的示范价值上，和身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仍存在不小差距。有几个方面非常值得深思：

第一，权力观、政绩观是总开关，权力来自于人民，由执政党和国家依法定程序授予，为官用权必须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对得起权力的来源和授予主体，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一丝一毫也不能模糊。模糊就会出大问题。把握不好权力观、政绩观总开关的官员，未必一定犯罪。但严重腐败的人，都存在权力观、政绩观错位：把地方发展成果当成个人晋升资本；上马重大工程、土地、城建项目，既是打造亮眼“政绩”的载体，也恰恰是权力寻租的高发领域。

陈如桂长期主管城建工程，就利用工程审批、项目推进给商人谋利，在追求城市建设成绩的过程中把公权力变现。许宗衡也有类似行为。覃伟中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评价官员，不能只看 GDP、项目和工程数量，必须盯住权力观、政绩观这个总标准，看发展是不是可持续、市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受益。

第二，越是经济发达、资源密集的城市，风险点越集中，对主官的监督和道德、能力要求需要越严格。严不是对官员不信任，而是对官员负责、对城市人民负责。深圳是超大城市、特区，有上千万人口，等出现问题再处理，不仅造成的损失大，影响也更恶劣。同时，作为超大城市，深圳的土地、重大产业项目、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投资体量巨大，市长手里统筹资源的权限很大。正常情况下用好这些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是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而一旦主政者政绩观跑偏、监督同时又缺位，就容易出现“优先做看得见的大项目”并从中寻找寻租机会，对其它撒手不管的情况。

深圳作为特区城市，发展周期长，城市更新、大型基建等多是跨届项目。如果一任主官为了自己的政绩，推翻前面规划、另起炉灶，或者只上马新项目，把债务、遗留问题留给后任，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重复投入、资源浪费、隐性债务，还会在项目重新招标、重新调整规划等领域创造权力干预空间，增加寻租机会和廉政风险。所以“一张蓝图干到底”，不只是发展要求，也是防范腐败、风险延续的制度要求。在接连几位市长落马之后，深圳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第三，反腐没有禁区，同时腐败也不会因为某个地方特殊不发生。经济再发达、成绩再亮眼，也不等于天然具备正确的政绩观，不等于腐败不会发生。发展成绩不能成为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的挡箭牌。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更不是可以对腐败和错误政绩观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免检特区”。查处许宗衡、陈如桂、覃伟中等，不仅无损深圳的特区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反而对深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超大城市治理、土地与重大项目高度密集的环境下，深圳既要闯出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又要探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好权力、管住官员的治理模式。

深圳敢为天下先，曾为改革开放做出示范和表率。以后也必须在官员政绩观建立，和管权、管官上也成为示范和表率。或者说，深圳需要拿出当年改革开放的勇气，大胆实践，敢于创新，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先行”、“示范”价值，杀出一条血路。

第四，归根结底，无论在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科教文卫，还是制度考核层面，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治理为王”时代。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就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新时代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阵地，深圳应当就如何实现这一更高维度的现代化做出“先行”和“示范”贡献，决不能再搞原来单纯依赖投入资源、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路数，不能再吃改革开放特区的基础和红利，不能再用老一套的粗放型发展生产力的逻辑，必须把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必须转变官员政绩观念和考核标准，从原来以发展规模和速度为主轴，转变到以城市治理为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