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行动已经持续十多年，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官场生态产生了很大影响，既展现出最高层的反腐决心与强大的掌控力，又说明中国反腐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尤其是在反腐行动已经进行十多年的背景下，每年仍然还有一大批身居高位的官员被查，甚至有不少昔日备受重用的官员落马，无疑说明中国需要在目前反腐模式之外早日探索出一条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新路。

反腐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反腐行动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2013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最高层发起了反腐行动，被查官员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创下历史纪录。

2022年6月，一场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的公开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十年之间，470.9万人被查，数量如此之多，超乎许多人想象。

然而十年470.9万人被查只是开始，腐败问题依旧严重。根据中纪委公布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可知，2022年立案59.6万件、处分59.2万人，2023年立案62.6万件、处分61万人，2024年立案87.7万件、处分88.9万人，2025年立案101.2万件、处分98.3万人，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多。2022年至2025年，四年累计立案311.1万件与处分307.4万人，数量已经达到2012年至2022年的70%。这除了说明中国反腐行动呈现常态化的高压态势之外，还说明官场腐败现象触目惊心，违法乱纪的数量依旧居高不下。为什么民间流行“贪官越抓越多”的说法，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场腐败问题依旧十分猖獗，依旧未得到根治。

反腐工作存在时间窗口，若不能早日探索出治本之策，有可能错失宝贵机会。自2012年中国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以来，起初一批省部级以上高官的落马，尤其是周永康案、郭伯雄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曾有力振奋人心，但随着时间推移，高官的频繁被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这说明面对依旧严峻的反腐形势与日益增多的违法乱纪案件，反腐行动在人心层面所产生的边际效益开始下降。此时此刻，中国反腐行动恐怕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被查官员的数量，而是越来越需要让世人看到腐败问题大量减少的实际成效，越来越需要通过反腐行动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展现出的决心早日根治腐败，从而让中国能够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以新加坡经验来思索中国反腐出路

那么，怎么早日根治腐败？新加坡的反贪经验具有启发意义。数十年前的新加坡同样被腐败问题困扰，后来经过人民行动党与李光耀的持续努力，才得以成为世界闻名的廉洁国家。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曾在《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中将新加坡的反贪经验总结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具体而言，以德倡廉是指注重道德教育，主张公职人员应该忠于国家，耻于贪腐，保持君子作风。以薪养廉是指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让他们能在不必贪腐的情况下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以规固廉是指针对公职人员和公务行为制定实施严密的规定，建立权力制衡制度，堵塞漏洞，减少腐败机会。以法保廉是指新加坡通过强有力的反贪机构和严明、严厉的法律双管齐下，反贪机构风闻出击，执法严厉，让公职人员不敢贪污。

以新加坡的反贪经验作为参照，不难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反腐所存在的短板。在以德倡廉方面，中国政治文化中自古以来便有浓厚的道德传统，对官员群体有清正廉明的朴素期待，格外崇尚清官。今天中国继承了曾经的政治传统，十分强调对官员的道德教育。然而仅靠以德倡廉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人性中同时包括光明面向与幽暗面向，以德倡廉只能激励人性中的光明面向，至多对少数人有效，却难以对人性中的幽暗面向产生刚性约束，故往往不可持续。这也是为何在传统中国王朝，被人称赞的清官少之又少，在少数清官背后往往是腐败问题的频发多发。

在以薪养廉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在于诚实看待人性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面向与政治所包含的养家糊口的职业面向。官员是人民公仆，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面向，但官员同样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同样需要考虑柴米油盐酱醋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否吸引人才的一个关键是能否提供优厚待遇。官员是现实中的人，他们的需求同样是分为不同层次，他们同样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朴素道理所影响。然而仅靠以薪养廉远远不够，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每个人在有了丰厚待遇后都能进行自我约束。传统中国的明朝与清朝可以作为经验教训，明朝官员的薪俸相对偏低，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清朝雍正时期通过创立？养廉银制度来给官员发放高额补贴，但依旧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官场的腐败风气。

今天中国官员的待遇稳定，福利齐全，退休后的保障非常好，但缺乏透明度。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过于庞大，一些人口收缩地区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体制外”的农民养老金差距过大。从长远来看，中国一方面应该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社会公平的前提下给予官员群体与他们的职位、能力、贡献、付出相匹配的待遇，意在吸引人才，让官员能通过合法收入过上体面生活，另一方面应该努力提升效率，精简机构和人员，确保官员待遇公开透明，将体制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节用裕民。

新加坡的以规固廉和以法保廉是建设廉洁国家的关键。简单来说，新加坡既有反贪机构与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又有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制度。与新加坡相比，传统中国的王朝并不缺乏自上而下的监察机构与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反腐决心很大，当时有十分严酷的法律法规与专门的监察机构，但唯独缺乏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制度，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自我反腐，以至于摆脱不了“左手监督右手”的根本困境。

今天中国在经过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党革命、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早已建立了一套与传统中国有很大区别的政治体系，具有世界范围内少有的超强国家整合与建构能力，民主、法治程度相比于古代有显著提升，但民主、法治的水平与时代潮流、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依然存在明显落差。这造成中国的反腐行动仍然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自我革命，而难以借助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导致反腐成本高，腐败问题十分容易“春风吹又生”。

根治腐败与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民主

中国反腐行动虽有借助媒体、社会监督、群众举报的力量，但以官员反官员为主。官员反官员存在两个短板，一是反腐机构的人员、精力、预算是有限的，而官员群体的规模十分庞大，仅靠反腐机构来反腐，容易造成反腐机构疲于奔命、左支右绌；二是反腐机构是官员群体的一部分，难以摆脱整个官场复杂关系与利益的影响。

像新加坡那样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国家和地区，反腐行动具有两个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互相监督的闭环，人民能通过十分有力的制度化渠道来监督、约束政府，能成为反腐的最大后盾，能对权力机构形成刚性约束，二是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开放环境与充分的社会监督，有利于把全社会的人民群众力量都调动起来，让官员行为时刻被检视，一旦有腐败行为，容易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从而大幅减轻反腐机构的工作量和显著提高反腐效率，事半功倍。

毫无疑问，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为现实情况不同，民主的形式、推进速度难以避免会存在区别。中国的反腐工作、长治久安需要以民主政治作为基础，否则难以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的时候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样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除了需要考虑现实国情之外，还应该总结东西方的经验教训，在借鉴新加坡、欧美国家的选举民主长处的同时，努力规避选举民主的短处。笔者主张的以“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贤从民中来、一人一票民主评价”为核心的贤能民主混合政治方案，正是因为认识到选举民主被民粹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过度影响的短板，故主张在保持、扩大民主参与和监督的同时尽可能提升民主参与和监督的理性水平，从而对选举民主扬长避短。无论如何，为了根治腐败，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和良政善治，中国需要早日建立与超强国家能力相适应的民主机制。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演进，民情在变化。传统中国王朝的反腐教训与2012年以来已经进行十多年的反腐行动，均在说明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中国需要抓住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国家进步所积累的有利条件，勇敢探索新的反腐道路，借鉴人类社会已有的成功反腐经验，打破官员反官员的路径依赖，制度化引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