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公布时间，中国社会关于诺奖的讨论再次热闹起来。诺奖是源于西方的全球最知名奖项之一，分为自然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与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其中，文学奖、经济学奖与和平奖的评选容易受到西方文化、规则、意识形态的过多影响，有时候难以反映和涵盖来自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化圈的情况，而自然科学奖因为侧重自然世界的研究故而成为世界范围有很大共识的科学奖项。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诺奖是唯一评价标准。事实上，哪怕是本文侧重探讨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都难以避免存在局限，因为有的研究与贡献难以用诺奖来衡量。然而，鉴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世界范围的科学影响，所以多年以来，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存在一种诺奖情结。

时至今日，中国产生的诺奖得主屈指可数，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庞大人口体量和连续多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符。中国科研看起来“数据繁荣”，比如自然指数、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都已超越美国，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数量连美国的零头都比不上。中国GDP已经是日本GDP的4倍，但诺奖得主数量远远少于日本。

2025年10月，曾成功预测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有望获诺奖的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饶毅在微信公众号表示：“2035年之后，中国因为科学发展，不断出现重要的发现和发明，从而也顺其自然逐渐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越来越多。日本获诺奖的高峰期在2000年至2040年，之后下降。这种变化是因为日本在2010年至2040年的政策和文化性错误，导致日本科学不仅在国际相对退后，而且不如自己之前的历史。到2050年，中国因为科学发展的程度和时间，而相应的诺奖数量超过日本。”

饶毅是一位以敢言著称的生物学家，多年以来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发展。他的大胆预测会否实现？应该说，他的预测合乎中国教育和科学发展的进程，但能否成真，尚待中国社会的持续努力。

与世间任何追求卓越的事业一样，一个社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重大突破，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固然有可能存在少数偶然的奇迹，但整体而言，往往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学中心起初在英国，但后来慢慢转移到美国，这背后固然有国际局势的影响，但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走在现代化进程的前列。

目前中国的诺奖得主数量之所以远远少于美国、日本，同样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美国作为继英国之后西方的中心，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现代化程度，都至少有存量优势。

日本尽管与中国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启现代化，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不同于中国最终失败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让国家实现崛起。后来的日本尽管深陷军国主义的泥潭，给自身和亚太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二战后日本迅速走出泥潭，在1968年崛起为西方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作为后盾，日本的教育、科学事业持续发展，从而为后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日本频繁产生诺奖得主的亮眼成绩打下重要基础。

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充满坎坷。中国非但未因为洋务运动走向成功，反而在此之后长期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之中。直到1949年中国才重新实现统一和独立，才开始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国情面前开展扫盲教育。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此开始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成功在2010年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才有足够的能力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功跃上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科学超级大国。但因为积累的时间相对有限，中国偏重应用科学，而在基础科学领域存在短板，故目前的诺奖得主数量难以与美国、日本相比。

尤其需要考虑的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因为是对人类重大科研成果的评选，而人类重大科研成果的发现往往需要较长的研究与被认可的时间，故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选经常具有滞后性，即那些被授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研成果经常在一二十年乃至数十年之前已经产生。

日本的GDP已被中国超越多年，但日本之所以能产生较多诺奖得主，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一二十年乃至数十年之前的科研成果的确认。同样道理，今天中国之所以诺奖得主屈指可数，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充满坎坷，历史进程比较晚，故哪怕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进步非常大，依旧需要一二十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开花结果。某种程度讲，如果若干年后中国涌现一大批诺奖成果，但其实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打下基础，只不过需要时间来确认。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因为连续多年在教育、科学事业进行巨额投资，相信在未来有希望结出丰硕的果实，诺奖得主的数量一定会增加。

关于这点，30年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认为，历史长流必然有长远因素，有四个因素对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一是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青年；二是儒家文化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有利于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三是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四是1978年起，中国经济猛进，在21世纪必会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在杨振宁看来，21世纪的中国因为具备以上四个因素，故到了21世纪中叶，“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改革开放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具备杨振宁说的四个因素，但教育和科学环境、学术生态、基础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学术不端问题十分严重。2021年隶属于中纪委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在《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一文中尖锐批评高校过度行政化，存在四大乱象，包括：“官气”十足，衙门做派；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不务正业，攀附结交；好高骛远，贪图虚名。今年视频博主耿同学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暴，正是中国学界乱象的一个具体例证。

正因这样，中国教育和科学尽管本世纪以来进步非常大，具有显著的规模和数量优势，自然指数、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但依旧缺乏世界顶尖研究成果，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今年7月两位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荣获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有力说明了中国的进步与短板，一方面王虹、邓煜早年在中国接受教育的事实说明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王虹、邓煜都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且留在欧美从事学术研究的事实说明中国顶尖人才的培养、顶尖研究成果的产生仍然与欧美存在差距。

未来中国的诺奖得主数量能不能像饶毅预测的那样超过日本，甚至有没有希望超过美国，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向前。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中国要下大力气持续推动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要努力让“中国见顶论”和“中国崩溃论”落空，要让目前大量民众体感比宏观数据差得多的经济形势早点企稳回升；二是要认真反思“钱学森之问”，要改革教育和科学体系，整治学术不端、过度行政化、“学阀”问题，要努力营造鼓励创新、潜心研究、追求真理的良好氛围。只要中国经济和现代化进程能持续向前，只要能营造自由开放、人尽其才的环境，中国科学是非常有希望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