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6日举行发布会，推出最新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中日关系2025：震荡与乖离》。报告直指，日本领导人更迭后，中日关系从务实维稳阶段倒退，进入风险上升期。学者认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或成双边关系重启关键契机。

报告分析，2025年前三季度，中日关系出现基于现实利益的阶段性回暖。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强化日美同盟之余，同步恢复中日高层对话机制，稳定经贸关系，避免误判引发安全溢出。

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去年10月上台后，其强硬保守内阁导致关系急转直下，从务实维稳转向风险频发与倒退。去年11月7日国会答询中，高市涉台发言成为外交危机导火线，被视为战略层面的“恶意试探”，严重破坏中日政治互信。

报告强调，面对政治外交困境，未来建设性发展需注入新思维。中日在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议题上仍有广阔合作空间，这是双边关系保留修复可能的重要基础。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在会上表示，中日关系已进入“新常态”，难以重返2008年确立战略互惠伙伴关系的旧貌，“中日关系回不到过去了”。他指出，高市早苗上台本身并非恶化标志，其涉台发言才是关键转折。若日方能在正式场合明确重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3条（涉及台湾的政治承诺），将大幅缓解紧张，“我知道正式撤回不可能，但明确重申承诺就能带来很大改善”。

王广涛认为，目前中日关系重启契机有限，除11月深圳APEC外，几无其他机会；名古屋亚运“勉强可算”另一窗口，有助体育、民间与人文交流。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梦雪指出，中日关系难以迅速回到政经双热蜜月期，未来走势很可能在对抗竞争中维持相对脆弱平衡。

她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危机管控机制应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排雷”，在核心议题上避免擦枪走火。

二是明确划分安全边界与合作空间：在高敏感领域如半导体做好防御准备；在气候应对、银发经济等低敏感领域以负面清单保护商业互动，避免企业遭政治波及。日企连续8年参加大陆进博会，去年参展规模达320家，证明资本理性选择中国市场。

三是强化人文交流与社会连结。政治壁垒可透过外交谈判化解，但社会连结一旦断裂，修复成本极高。在结构性矛盾最深处，理性与克制仍可为双边关系保留最后缓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