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反战先锋变国防新贵　矽谷AI巨头“军工复合体”DNA再激活

今年6月，在美国维珍尼亚州阿灵顿迈尔-亨德森联合基地举行的一场仪式上，Meta、OpenAI和Palantir的4名现任和前任科技高层身着作战服、脚蹬军靴登台，宣誓“保卫美国”。

就在不久前，美国陆军专门为这些高层成立了一支技术创新部队。在仪式上，他们被授予陆军中校军衔，并将在这个名为“201-特遣队”（Detachment 201）的新单位中，为陆军在未来潜在冲突中应用新兴技术提供建议。

此前，这些高层都已经接受了基础训练。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Daniel Driscoll）谈及此事时说，“我们迫切需要他们所擅长的东西。他们冒着风险来到这里，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对此感激不尽。”

这一幕意味着，作为全球科技核心地带的矽谷，其与美国军方的关系正经历剧烈变革。近日，美媒《纽约时报》发表长文，聚焦了这些矽谷科技巨头从昔日反战先锋向国防新贵的重大角色转变。

文章指出，这场变革是矽谷文化的一次重要转折。长期以来，矽谷曾极力与国防工业保持距离，高举着“连接世界”和“不作恶”等口号，承诺其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目的。

彼时，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项，与国防部签订软件和云计算合同，还一度引发内部员工的强烈抗议。

但如今，这种姿态已被彻底扭转。过去两年里，矽谷的领袖和投资者们一头扎进军事工业的浪潮。

Meta、Google和OpenAI都曾在公司政策中明确禁止将人工智能用于武器，但现在都删除了相关条款。OpenAI还正在研发反无人机技术，Meta则在制造用于训练士兵作战的虚拟现实（VR）眼镜。

许多曾经对参与武器和战争避之不及的科技巨头们，如今甚至不再满足于仅仅提供技术，他们的高层亲自穿上军装，宣誓入伍。

美媒认为，这一切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科技、资本与军事力量加速融合的时代。

矽谷“军事化”，实为“军工复合体”DNA复苏

《纽约时报》分析道，美国科技之都的“军事化”，往往被认为是受到政治气候变迁、与中国争夺科技领导地位的竞争，以及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的推动。但追根溯源，其实是回归其本质。

在成为科技中心之前，矽谷所处的位置曾是一片宁静的果园。上世纪50年代，为了在冷战中与前苏联的技术优势相抗衡，美国国防部开始在该地区投资科技公司。这使得联邦政府成为矽谷最早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后来孵化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构成了矽谷大型公司的基础。1998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接受了来自DARPA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资助，谷歌（Google）由此诞生。

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科技公司开始转向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等消费技术领域。这个时候，他们又把自己塑造成做善事、为大众普及科技的人，并吸引了大量反对与国防机构合作的自由派员工。

2018年，超过4000名谷歌员工抗议一项名为“Project Maven”的五角大楼合同。该项目旨在利用谷歌的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无人机监控录像。在致管理层的一封信中，员工们表示，谷歌“不应卷入战争行业”。

谷歌很快表示不会续签五角大楼的合同，并退出了国防部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JEDI”的竞标。

同年，谷歌发布了未来人工智能项目的指导原则，禁止将人工智能用于“主要目的或实施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武器或其他技术”。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但也有例外。2003年成立的科技数据分析公司帕兰蒂尔（Palantir），其行政总裁卡普（Alex Karp）非常热衷于让矽谷在国防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以至于他在2016年起诉美国陆军，迫使其考虑购买帕兰蒂尔的软件。帕兰蒂尔声称，陆军未能充分考虑满足其需求的商业化选项。

最终，帕兰蒂尔赢得了诉讼。紧随其后，其他科技公司也为国防部提供了软件、云计算等服务。

无人机和AI技术兴起，矽谷一头扎进军工

当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事将自主无人机和面部识别软件带入战场后，矽谷的工程师和高层们意识到，下一场战争将由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一方获胜。

与此同时，政治气候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高层和风险投资家开始公开支持右翼观点和候选人。与中国在科技优势方面的竞争，也促使许多科技人士更倾向于与美国政府结盟。

于是，帕兰蒂尔成为了其他科技公司的榜样。凭借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签订的数据组织与分析的软件合同，今年8月，这家公司的市值已飙升至3750亿美元以上，超过了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等传统国防承包商的市值总和。

正如CEO卡普在5月一封致股东的信中所说，尽管有批评人士曾对帕兰蒂尔“武装美国”的兴趣不以为然，但“矽谷的一些人现在已转变态度”，开始“效仿”其做法。

2024年1月，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删除了其政策页面中禁止将其技术用于“武器开发”和“军事与战争”的条款。同年12月，该公司宣布与国防科技初创公司安杜里尔（Anduril）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反无人机人工智能系统。

Meta也修改了政策，允许其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今年5月，该公司也宣布与安杜里尔建立合作，共同开发用于训练士兵的虚拟现实设备。

当时，Meta的首席技术官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宣称，“美国工业将这些技术付诸实践，将极大地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他本人，正是此次新晋加入“201-特遣队”并获授中校军衔的成员之一。

再到今年2月，谷歌也宣布放弃其制定的“禁止在武器中使用人工智能”的禁令。该公司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声称，“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全球正在展开一场争夺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竞争。我们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

显而易见，在矽谷“军事化”转变中，安杜里尔这类国防初创企业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这家公司由开发了Oculus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卢基（Palmer Luckey）于2017年创立，专注于设计人工智能驱动的武器。今年3月，安杜里尔与海军陆战队签署了一份价值6.42亿美元的反无人机技术合同，10月又与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2.5亿美元的防空技术改进合同。

今年6月，安杜里尔宣布已完成25亿美元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305亿美元。

在此期间，得益于大量风投涌入，美国武器和国防领域的初创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国防相关公司的风险投资激增33%，达到310亿美元。

“一个炒作周期”

2024年8月，以孵化爱彼迎（Airbnb）和外卖平台DoorDash等公司而闻名的美国初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第一次投资了国防初创公司。

三年前，当Regent的CEO比利·塔尔海默（Billy Thalheimer）参加Y Combinator的活动时，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塔尔海默回忆道，当时Y Combinator的其他初创公司都在兜售加密货币项目，而Regent是一家为军事和其他用途制造电动海上滑翔机的公司。他说，自己感受到人们对国防科技“存在偏见”。

在2023年以后，Regent已从美国亿万富翁投资人马克·库班（Mark Cuban），保守派科技亿万富翁、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等处筹集了超过1亿美元。今年3月，该公司还与海军陆战队签订了一份价值1500万美元的合同，目前正在罗德岛州建造一家工厂。

塔尔海默说，现在有数百家专注于国防技术的初创企业。“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炒作周期。”

在美国加州海沃德，美国最大无人机制造商斯凯迪奥（Skydio）的工厂正在加紧生产。今年6月，这家公司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一份价值7400万美元的合同，为全球禁毒和执法部门提供无人机。

亚当·布莱（Adam Bry）在2014年创立了这家公司，目前已融资2.3亿美元，拥有超过800名员工。2024年，这家公司因非法对台军售被中方实施制裁措施，此后面临严重的供应链危机。

布莱表示，军方对新技术需求的速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签署第一份向军队供应无人机的合同花了三年时间，但今年签署一份继续供货的新合同，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紧迫感，”布莱说。

矽谷与国防机构日益紧密的关系，在今年3月的一场峰会活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数百人聚集在华盛顿，参加由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主办的峰会。这家矽谷顶级风投公司重点推介了其名为“美国活力”（American Dynamism）的项目，该项目涵盖了对国防公司的投资。

这场峰会的特邀主讲嘉宾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他也曾是一名风险投资人，还投资过安杜里尔。

万斯当时说，“我们不应惧怕富有成效的新技术，事实上，我们应该寻求主导它们。这当然是本届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

a16z的普通合伙人戴维·乌列维奇（David Ulevitch）也在一份声明中称：“投资国防技术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技术优势是强大民主的必要条件。”

就在2023年，a16z已经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于国防科技及其他有助于美国“向前迈进”的公司。

《纽约时报》提到，今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军方更新其用于采购新技术的系统。他提出的国内政策法案中，为2026年国防领域划拨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预算，其中涵盖自主无人机等技术的研发与采购。矽谷高层和风险投资家正对这笔巨额红利垂涎欲滴。

然而，还有一些科技公司的高层与工程师，正为转变背后的潜在危害深感忧虑。谷歌与Meta的三名工程师告诉美媒，一旦他们为军方研发出自主无人机与人工智能武器，后续这些技术如何部署，他们将几乎毫无掌控力。而先进武器导致更多人员伤亡的可能，更让他们对自己参与研发的行为产生伦理层面的不安。

华盛顿大学的科技史学者玛格丽特·奥马拉（Margaret O’Mara）无奈道，“这些矽谷公司竞争异常激烈，在争相进入国防领域的过程中，他们很少停下来思考（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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