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一届“香港之夜”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落幕那一晚，后台还没散场。
有人问她：下一届做什么？
她说，还没想好。

三年后回头看，答案其实从那一晚就开始长了——它不在任何一份计划书里，而在每一个上台的人、每一双看过来的眼睛里。

第一届：先搭一座桥

问：第一届“香港之夜”，你把它定义为“桥梁”。桥的两头，各是什么？

答：一头是华语影视，一头是世界。

那时候行业里最常听到一句话——“我们的作品很好，但走不出去”。听多了，我慢慢发现，问题不在作品，在通道。一部好片子，缺的从来不是翻译，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场合”：一个让世界的买片人、策展人、同行，愿意坐下来认真把它看完的地方。

所以第一届的主题定为《文化东方：影视文化作品出海计划》。我们没谈什么宏大的东西，就做一件事——把桥搭起来，用我们国际传播矩阵，让作品面对面地被人看见。

那一晚之后我才真正明白：通道，比作品稀缺。

第二届：先扶心气，再种种子

问：第二届的主题是“江湖”。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答：因为这件事，香港做最合适。

华语电影走得最远的地方是香港。而香港电影留给几代人的，是武侠——那些旋律一响，你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它给人的不只是热闹，是正气：弱者有人出头，不平的事有人管，答应过的话一定做到。一代又一代人，是看着这些长大的。

那一届办在2025年。当时的大环境不必我多说，身边的人一边迷茫一边受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还在坚持的东西值不值得。那种时候，讲道理没有用。你跟他说“前景广阔”，他听完只会更累。

所以我选了“江湖”。那一晚，我们把那些大家都听过的武侠电影音乐，一首一首串起来。每首之间的串场、每个环节的节奏，都是我亲自选定。为什么是音乐？因为音乐不讲道理，它直接进到人心里去。有些前奏刚起来，整个场子就沸腾了，那天开场由香港中乐团乐乐国乐团现场演奏配合徐小明导奏唱起《男儿当自强》——那一下他们想起的不是票房，是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相信这世上有公道的那份被鼓舞的心。

那一届我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在人最没底气的时候，先把心气扶起来。信心从来不是算出来的，是人心里那点不服气撑起来的。

问：所以你要做的不只是一场活动。

答：我不想只做一场活动。

活动办完就散了，灯一关，什么都不剩。我想让“香港之夜”变成另一个东西——一个能让整个行业动起来的平台。它得给人信心，也得给人机会和通道。市场最冷的时候，谁能把人重新聚起来，谁就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很多人把信心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我倒觉得，它更像一个情绪问题——数字让人算帐，情绪才让人下决心。我用一条“江湖”，把在场几百人的情绪托了一下。这不是煽情，这是我看这个行业的方式，但凡有人因此受鼓舞，那我就没白干。

问：那一届，你们还推出了《香港青年演员培育计划》。桥搭好了，为什么转向青年演员？

答：因为桥修好了，得有人走。

第一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是：作品能出海，靠的不只是好本子，还得有一张张能被世界记住的脸、能扛住国际视野的表演者。香港不缺明星，缺的是“下一个”。

所以第二届推出了《香港青年演员培育计划》，联合香港高校开设大师班，同时设立基金。

基金的钱不多，我们还在努力，但它的意义不在钱。它是在告诉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这条路有人走过，也有人愿意等你走。

这个行业最缺的从来不是钱，是“等得起的人”。

第三届：为什么是“深度生活”

问：到了第三届，你把核心命题定为“深度生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答：这个命题，一半来自我的成长，一半来自这两年的观察。

先说成长。

我是华侨家庭的孩子，家里有不少人在香港生活。我小时候就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来回跑——在侨区长大，也看着香港长大。

香港给我的感觉一直很特别：真实，纯粹。谈事情高效，执行专业，没有太多弯弯绕绕，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尊重。后来我慢慢想明白，那种尊重是从哪来的——大家仿佛都知道，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法治兜底，人不用把精力都消耗在琢磨人和应付情绪上。

而在侨区，我见过另一种同样好的日子。那时候的侨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学校、医院、厂子都在里面，日子过得安稳、踏实，不用太担心明天。有意思的是，当年侨区是通着香港的，侨区里的人跟香港人的状态很像——不只是穿什么、用什么，像是大家对日子的期待，是差不多的。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这两处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其实是同一件东西——确定性。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让人有底气慢下来，好好过日子。

后来时代变了。侨区的辉煌慢慢淡了，那种安稳也散了。这些年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比过去富得多，为什么那种“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笃定，反而少了？

这是“深度生活”这四个字的第一层来处。它不是什么策划案上的词，是我从自己长大的两个地方，一点点认出来的。

再说这两年。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最不匮乏的一代。可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普遍更焦虑了。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家人的时间更少。手机上的信息一天比一天多，AI 让内容的生产速度快到有点失控。可奇怪的是，共识反而越来越薄，人跟人之间越来越难说到一块去。

慢慢地我意识到：当虚构的东西足够多、足够逼真的时候，人反而会开始“求真”。越是混乱，越想要简单；越是喧嚣，越想要安静；越是被屏幕围着，越想要用手去摸一摸真实的东西——一杯茶的温度，一片叶子的纹路，一个人的表情。

所以“深度生活”不是一个活动主题，是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一个判断：接下来最稀缺的，不是信息，是真实的体验；不是流量，是心里的安宁。

这两件事叠在一起，就是“深度生活”的起点。我们不再让世界“看中国”，而是请世界“来生活一段”。

本届以“深度生活——东方故事与全球青年影像共创计划”为核心，整合前两届“文化出海”与“青年培育”的成果，邀请全球青年创作者，在专业人士带领下，走进内地、香港的城市、乡镇、非遗基地与产业园区，围绕“生活的意义”拍摄纪录短片。

这不是命题作文，是让他们自己去找。我们不告诉他们该拍什么，只给他们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一个问题。

我希望这一路跟着我们走进来的年轻人，不是来“拍中国”的，是来找回自己的——用五官和触感，认认真真地过一段日子，然后在某个平常的下午忽然想起来：原来我想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而我能用我的专业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点什么？

如果他们能在路上找到一点答案，那他们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

而我们想一起做的，也不只是一批片子。

这一路上，我想找的同路人有两种。

一种是站在镜头后面的人——那些和我们一样，用自己的专业，安安静静在做同一件事的人。他们相信影像能留下点什么，也愿意为后面来的人递一盏灯、铺一段路。纪录片导演、电影导演、影业负责人、从业者……这个行业里一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未必常常出现在台前，但今天很多能站住脚的年轻人，是被他们带出来的。我想把他们聚到一起。不是为了凑一个好看的名单，是因为一个人铺的路走不远，一群人铺的路，才接得到下一代。

另一种，是活在镜头前面的人——那些到今天还在为“让生活更好一点”而努力的人：做茶的、做手艺的、做设计的，或者只是想把日子过好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彼此，找到共同的方向：一起看见中国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里藏着什么机会，然后把机会变成我们共同想要的那种生活——和谐有爱，有尊重，有情有义，有温度。

这也是我理解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文化不是经济的包装，经济也不是文化的终点。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件事——让人过得好一点。

这一届的成果，将在香港回归三十周年之际集中呈现。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个很重的时间刻度——桥搭了三年，总得让人看看桥那头是什么样子。

从“展示”到“共创”，从“交流”到“扎根”

问：你说这一届是一次“全面升级”。升级在哪里？

答：两个词的变化。

第一个词，从“展示”到“共创”。

展示是单向的——我演给你看，你看完鼓掌，转身离开。共创是双向的——我们一起做一件东西，做完之后，这东西上同时留着我们两个人的手印。

第二个词，从“交流”到“扎根”。

交流是见面，扎根是留下痕迹。我们不想再办一场热闹完就散的活动。我们想让人住下来、走进去、和当地人变成朋友，然后带带着一段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回去。

我们不请人来看，我们请人来住。

这句话说出来有点冒犯——请人来看，是主人姿态；请人来住，是把家门打开。但我觉得，只有把门打开，人家才会真的记住这里。

为什么是我

问：这套布局，你走了三年。为什么是你来做这件事？

答：大概因为这两边，我都熟。

我做媒体出身，在香港商报十多年，习惯了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说话，也知道外界看中国时，第一层滤镜往往不是恶意，是陌生。

同时，我又是华侨家庭的孩子。我爷爷那一代人，是从海外回到内地的。我从小听着那些故事长大，知道“漂泊”和“归来”是什么滋味，也知道“根”对一个人有多重。

所以我看这件事的角度，可能跟纯粹做影视的人不太一样。我不太在意一部片子能不能拿奖。我更在意的是——一个外国青年拍完这部片子回去之后，会不会对这个地方多一份好奇、多一份了解。哪怕只是多一点点。

问：如果让你用一个词，说这一届最想传递的东西，会是什么？

答：爱与希望。

这不是口号，这是我们做事的标准。一部片子拿出来，先问它有没有给人启发、有没有让人看见希望。如果没有，技术再精良，也是空的。

这三年我做的所有事，说到底，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这样做能让大家更好。我始终相信：媒体可以把人聚起来，影像可以让心与心靠近。而这两者合在一起，就能沉淀出真正留得住的东西——以思考和善意创作，让“内容为王”重新成为共识。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问：据相关人士透露，你们家族在东南亚从产业到公益，众多行业均有涉及。对家族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想法？

答：这个问题，我在采访里还是第一次被问到。

家族的事涉及其他成员的隠私，我不方便多讲，请理解。

我能说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越来越好。但“越来越好”这四个字，我们家里理解的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不是做多大，而是能回馈多少。我爷爷那一代人从海外回来，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是这么一句：出去了要记得回来，得到了要记得给出去。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家族的“想法”，就是这一条：有机会的时候，持续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这件事我们已经在做，也会一直做下去。

至于别的，就真的是家里人的事了。谢谢你问起。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把话头落回爷爷身上。

“我爷爷那一代人回国的时候，带回来的是希望。”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可能是把希望给出去。”

明年，会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扛着机器走进中国的乡镇。他们不一定懂中文，也不一定懂茶。

但他们会记住某一天下午的阳光，和递给他们一碗茶的那双手。

那大概就是她要的东方故事里的“深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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