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在台湾遭封禁一年:影响为何?网络舆论怎么看?
小红书在台湾会封锁到什么时候?台湾内政部12月4日宣布将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列为高风险网购诈骗平台,并自即日起启动为期一年的封禁措施。
台湾网络服务提供商随即实施封禁,用户无论透过 App 或网站皆无法登入。约300万台湾活跃使用者受影响,此举引起不少网民不满,认为诈骗只是借口,Facebook(脸书)上的诈骗比小红书严重多了,台方只是在害怕小红书成为“统战工具”。
小红书越禁越多人下载:VPN、DNS等关键字搜索同步飙升
台湾内政部此次采取的措施为“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入”,封锁DNS让小红书无法连线,但无法要求App Store或Google Play将应用下架。因此台湾民众仍能下载App,只是无法正常使用。
封禁措施生效后,小红书在App Store的下载排名反而从榜单后段快速攀升至前段位置,显示下载量出现显著上升。同时,Google上与VPN、DNS解析相关的搜寻关键字也在台湾大幅增加,许多网友开始寻找切换IP的方法或自订DNS的方式试图绕过限制。
过去台湾一直自诩网络自由,但现在台湾网民为了浏览小红书进行“数字返乡”。封锁的成效受到质疑,反而造成小红书的“宣传效果”。
国台办回应:民进党已成“民禁党”
国台办发言人在10日发布会上指责台湾封锁大陆购物和影音平台,再到封锁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已经成为和老百姓作对的“民禁挡”。
国台办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平台的措施“凡是台湾民众常用的就要禁止、凡是青年偏好的就要阻挡”,并形容此举将使当局“自食其果”。他表示,相关管制“无法阻挡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了解大陆、与大陆民众进行交流的趋势”。
资安疑虑未解 台官方指“用户资料回传中国”
台湾内政部政务次长及行政院打击诈欺中心指挥官马士元表示,小红书在台提供的版本与中国大陆相同,均连向同一伺服器,因此使用者资料会回传中国,因而具有“高度资安风险”。
马士元又指出,小红书在台用户超过300万人,自去年以来涉小红书诈骗案件累计达1706 件且持续上升。行政院今年10月已透过海基会向小红书母公司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函,要求提出改善措施,但迄今未获回应。
他表示,Meta、Google、LINE等国际平台均已依台湾法规设立在地法律代表人,协助调阅资料与打击诈欺,但小红书在一年内新增约百万使用者,却完全未与台湾司法机关合作,使相关案件侦办受阻,被害人也无法求偿。他强调,目前双方连正式沟通管道都尚未建立,“因为只要开始沟通,就必须遵守中华民国法律”。
两岸紧张关系下,小红书文化统战成焦点
随著封禁争议延烧,小红书在台湾的影响力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再度受到关注。有质疑指小红书虽以生活风格与消费内容为主,但其演算法与内容呈现可能具有形塑舆论、输出文化叙事的效果。
有中国学者过去曾公开指出,随著短影音平台在台受年轻族群欢迎,两岸青年文化差距缩小,并宣称“统一台湾后,治理台湾会比治理香港更容易”。相关言论也使小红书被部分观察者视为中共在文化与资讯层面的“统战工具”。
小红书被台湾封锁是为了“反诈”?
政府此次封禁虽强调以“反诈”为主要理由,但从数据来看,小红书并非本地诈骗案件的主要来源。根据数位发展部“互联网诈骗通报查询网”统计,过去30天诈骗量最高的平台为 Facebook(3万2986件起),其后为Threads(1万2116件)及 Instagram(4954件)。相较之下,小红书一年累计通报案件为1706件,数量明显较低。这项差异也引发讨论,认为政府在处置不同平台时标准不一。
民众党指出,若以“未在台落地”与“涉及诈骗案件”作为封锁平台的依据,交友软体 Tinder 亦未在台落地,且累计 790 件诈骗案,质疑内政部是否应一并处理。民众党进一步批评政府做法“标准不一致”,并质疑政策是否涉及打压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单纯的反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