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漂移”或令联储局“航行失准”｜安邦智库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BLS）最新发布就业报告指出，7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7.3万个，远远低于预期，6月份则下修至增加1.4万个，而此前公布的资料是14.7万个，下修幅度接近90%。报告发布后，特朗普在Truth Social发文，称BLS7月份就业报告中的资料存在操纵，并下令解雇BLS局长Erika McEntarfer。部分媒体讽刺特朗普因“资料难看”草率地“枪毙信使”，但不得不说，BLS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下修行为逐渐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核心经济资料的信心，直到特朗普也看不下去了。

BLS近年来频繁大幅下修资料的趋势不容忽视。2023年3月，BLS修订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的非农资料，显示就业增长被高估81.8万个，为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下修，调整后月均就业增长从24.2万降至17.3万，降幅约28%。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BLS的月度非农就业资料在12个月中有9个月被下修，平均每月下修约4.2万个岗位。

2025年8月，BLS发布2025年7月就业报告，显示5月就业增长从初值14.4万下修至1.9万，下调幅度为12.5万，6月从14.7万下修至1.4万，下调幅度达到13.3万，两月合计下调25.8万，创1979年以来非疫情期间最大修订。

大幅下修引发市场剧烈反应，道琼斯指数下跌超600点，投资者对经济衰退和资料准确性的担忧加剧。简化资产管理公司（Simplify Asset Management）投资组合经理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美国政府的计算模型显然存在缺陷。如果没有可靠的资料，就无法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资料滞后、样本偏差和现代经济复杂性等问题，联储局赖以决策的核心经济指标的测量误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这些经济资料已经与经济现实形成脱节，会对联储局的决策以及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判断造成干扰。

以经济的核心指标之一就业资料为例。BLS依靠两大调查体系来捕捉就业动态，家庭就业调查（CPS）和企业薪酬调查（CES）。二者的统计方法和口径各异，均存在局限，可能导致就业状况被失真刻画。

CES通过企业填报工资单统计非农就业“岗位”总数。它的统计单位是职位数量而非独立个体，因而无法区分一个人同时占据多个岗位的情况。若一名劳动者打两份工，在CES中会被计为两个就业岗位，因此可能导致就业增长被高估。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压力下，美国零工经济和兼职日益盛行。据CPS的资料显示，2024年约有843.1万美国人同时身兼多职，占总就业人数的约5.2%。这使得统计重复可能变得更加普遍，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BLS频繁下修非农就业资料。

CPS每月调查约6万个美国家庭，以此计算官方失业率U-3。按照U-3的严格定义，失业者为“过去4周无工作但积极寻找且可随时上岗”的人口。这一统计口径较为狭窄，可能带来多方面的问题。首先，CPS的官方失业率不计入“灰心丧气”劳动者（因觉得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求职的人）和就业不足者（如被迫兼职的人）。

而疫情以来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LFPR）不断下滑，意味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干脆退出就业市场，不再被算作“失业者”，从而拉低了U-3失业率。2023年，美国U-3失业率仅为约3.6%，而包含灰心人群和不情愿兼职者的U-6失业率高达6.7%左右。换言之，大量实际闲置劳动力未反映在主流的失业率资料中，官方数位低估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程度。

此外，近年来，CPS的调查回应率已下降到约70%，低于疫情前83%至87%的回应率，低收入和低教育群体的回应率下降尤其显著，可能令官方资料高估就业状况。

就业之外，CPI也面临严峻挑战。BLS每月通过约90000个价格样本计算CPI，涵盖200多个消费和服务品类，动用数百名资料收集员活跃在75个城市地区。当价格资料无法直接获得时，BLS通常会估算CPI资料单元中的10%，截至2025年7月，这一估算比例已经达到30%。也就是说，约30%以上的CPI价格资料并非来自实际采集，而是通过模型推算填补得来的，这可能增加CPI资料的测量误差。

CPI资料估算的比例不断提高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

首先，和就业资料一样，BLS传统价格调查的回应率大幅下降。BLS的CPI住房调查（Housing Survey）收集租金资讯并且估算“业主等价租金”（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来计算住房成本。2014年，这一调查的回应率还有70%，到2022年已经下降到52%。当前支出调查（The Current Expenditure Survey，CE）收集家庭支出资料，这些资料为观察到的价格变化设定权重并计算通胀率，到2023年回应率已下降至43%。

医疗支出小组调查（MEPS）从家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处收集资料，涉及家庭、个人及其医疗提供者，在疫情前，其回应率已降至46%。美国社区调查（ACS）每年收集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住房和人口等广泛资料，十年前回应率高达97%，而在疫情前已下降至71%。

其次，网上经济的兴起以及区域差异使得价格变动更加复杂，传统的固定消费篮子难以全面捕捉真实的价格变动。一方面，网上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传统环比采价易滞后；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消费结构和物价走势分化，全国平均权重往往掩盖价格上的显著差异。

最后，CPI的指标编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BLS通常基于前两年的消费者支出调查资料确定CPI“篮子”的专案及其权重，每两年更新一次（通常在偶数年的1月份）。这意味着CPI反映的是滞后2至3年的消费模式。例如，2024年CPI权重基于2021至2022年资料，可能无法捕捉2023-2024年因疫情后经济复苏、电商增长或通胀压力导致的消费变化。

2025年CPI资料可能因为预算削减减少了样本采集，部分商品价格依赖历史资料或替代品估算，进一步加剧了篮子更新的滞后性。此外，CPI中占比约三分之一的住房成本通过业主等价租金估算，存在时间滞后（6个月滚动样本），无法及时反映新租约的房租飙升。CPI资料也没有涵盖资产价格，因此也忽略了资产泡沫对居民财富和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低估了真实通胀压力。

这种统计误差造成了资料与公众“经济体感”的严重脱节。2022年CPI年化涨幅虽达9.1%，但多数消费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远超这一数字，房租、水电、食品开支持续上涨，而官方资料却“见顶回落”。社交媒体上不断涌现“资料不靠谱”、“帐面繁荣与现实窘迫”的讨论，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经济统计的信任迅速流失。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就业领域。尽管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但民众面对的是大规模裁员和实际收入停滞。科技行业和联邦雇员的裁员潮、工资增长不足以应对通胀，使“充分就业”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

资料与经济体感的脱节让公众产生了对美国核心经济资料的信任危机，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统计误差不仅影响公众主观感受，甚至可能导致资料与客观经济事实产生背离，进而影响联储局的决策。毕竟联储局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开关”，而这“开关”就锚定两个目标，一个是就业，一个是通胀。

回顾2021年，联储局在CPI显示通胀尚且温和时坚持认为通胀上行只是“暂时的”，因而延后了加息进程。然而事实是，彼时经济中早已潜藏更炽热的通胀因数，包括资产泡沫、房租猛涨等CPI未充分体现的因素。CPI“误报”最终导致联储局政策反应滞后，终于酿成2022年通胀失控的恶果。

2023年初，CES资料显示就业强劲，联储局据此维持紧缩立场，后续资料显示实际新增岗位远低于初值，政策调整明显滞后。2024年底，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从4.5%至4.75%降至4.25%至4.5%之后便再无动作。有分析认为，鲍威尔可能再犯类似2021年决策滞后的错误。

当前市场与联储局之间针对是否应该降息分歧严重。市场认为就业市场疲软和经济放缓需要更快的货币宽松，但联储局担心“粘性通胀”，并在看似良好的就业资料面前选择推迟降息。在7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联储局仍处于初步了解特朗普关税改革和其他政策变化将如何影响通胀、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阶段。

市场原本预期联储局可能在7月或9月降息，但7月30日的FOMC会议仍旧维持利率不变，同时鲍威尔重申“等待资料”立场，降低9月降息概率从80%至40%。就连特朗普也是多次“炮轰”鲍威尔降息太慢，称其为“太晚鲍威尔”（Too Late Powell），甚至威胁替换鲍威尔。

美国经济资料失真的问题推至不可回避的高度。美国的核心经济统计体系已经难以胜任现代经济的监测任务。资料失真不仅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让联储局在高速行驶的经济航道上偏离方向。需要指出的是，联储局是一家大型机构，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资料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矫正的，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联储局的立场，严重倾向民主党，反对特朗普。

换句话说，联储局是在用所谓“资料”来对抗特朗普政策，扮演华尔街以及左翼媒体的领头羊和旗手，因而才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但是，若资料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现状，联储局所谓的前瞻指引就会失去信服力。面对现代经济的多变和复杂，过度依赖一套设计于上世纪的统计体系无疑代价巨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美国核心经济指标CPI和就业资料的测量误差问题最近更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资料编制漏洞以外，联储局偏向民主党的立场，用所谓的“资料”来对抗特朗普政策，造成了现在核心资料偏差加剧的局面。然而，从公众层面看，资料“失真”不断侵蚀著政府的公信力，也将引发信任危机。从政策层面看，经济资料的偏误可能令联储局在高速行驶的经济航道上偏离航向，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2025年8月14日的安邦智库每日金融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