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阅兵尽显工业实力　决定战争胜负　为何美国却放弃了？｜点经

中国抗战八十周年胜利日阅兵式上，最受关注的武器包括“东风-31”洲际核导弹、“鹰击-19”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大量无人作战武器。但其实战场上，不仅是高精尖。战争意味着巨量的物资消耗：枪炮、子弹、坦克、飞机、燃料、各类补给……工业正是提供源源不断“补给血液”的心脏。谁能在长期消耗中不断“补血”，谁就更有可能笑到最后。大阅兵所展现出的就是中国完整的强大的工业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在战术上极具优势，施里芬计划一度让德军兵锋直逼巴黎。然而战争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而是拖入了漫长的堑壕战。随着时间推移，英法依托更庞大的工业体系和殖民地资源，不断补充兵员和军需，而德国则在物资短缺中被耗干。战场上的勇敢与牺牲，最终被工厂的生产力所盖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德国和日本在战争初期依靠“闪击战”席卷欧亚大陆，看似所向披靡。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几次漂亮的战役，而是坦克、飞机、军舰和炮弹的持续生产。

美国作为“民主的兵工厂”，爆发了极为强大的生产力。以飞机为例，1943年美国年产飞机约8.59万架，1944年达峰值约9.63万架，同一时期，德国1943、1944年的飞机产量分别约2.55万与3.98万，日本约1.67万与2.82万。产能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冷战虽然没有演变为热战，但本质上也是工业与科技的长期比拼。苏联长期把过高的国力投入军工，最终拖垮了经济；而美国凭借更雄厚的工业和金融基础，在持久竞争中笑到最后。

但冷战后，美国工业发展发生了极端的变化。可以从几个维度看。首先从工业结构变化看，在二战期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大约在38%，而到了2023年时该比重已经跌至11%，而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78%。生产模式从当年的标准化流水线，发展到定制化精益生产，也就是说比如F35需要全球2000家供应商共同“努力”。在二战期间，军事市场集中度相对分散，当时诸如通用汽车、福特等都有跨界参与，但现在基本上被洛克菲勒、雷神等巨头垄断了90%核心装备市场。

再从从整体生产规模比较，最直观的是军费占GDP比重。在1944年的时候，该比重峰值约37.9%，但到了2023年的时候该值只有3.2%。主要工厂数量当年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大约是85000家，而到了当下主要有五大承包商，然后是5.6万家分包商。而从劳动力的角度，当年有从业者约1200万，而现在直接雇员大概100万，间接供应链岗位约240万。

更直接的从武器生产能力角度比较。资料显示二战期间1944年飞机峰值有超过9.5万架，坦克也有超过2万辆，以M4谢尔曼坦克（英文：M4 Medium Tank）为主，月均也超过1500辆，全口径炮弹能到1200万发，155mm炮弹月产量都能到约50万发。而当年下水的军舰也有250艘以上包括驱逐舰、潜艇以及登陆舰等。而到了2023年数据显示，2023年不过交付133架F35，以及其他一些无人机机型，虽未有具体数据但比较当年是相去甚远。

这一年含升级改造不过生产了170多辆M1A2主战坦克（M1 Abrams）。而155mm炮弹不过只有28万发，更糟糕的是只交付了9艘舰艇，含一艘航母、2艘驱逐舰、2艘潜艇和4艘濒海战斗舰。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在这些武器生产中，二战期间基本上美国能够本土化生产，钢铁、火药都能自给，但到了现代，高度依赖金瓯稀土（高度依赖中国）、芯片（依赖台积电），还有火药原料（依赖印度）。

通过对比可见，美国现代军工生产能力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全球盟友支持和高端武器库存。然而，其劣势更不容忽视，包括传统武器产能严重不足、造价高昂、供应链脆弱以及工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

最明显的案例是的俄乌战争。俄乌开战以后，美国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从2023年初月产1.4万提升到了2024年9月的月产约4万枚。如果国会再增加数十亿美元拨款，2025年美国的产能将达到每月10万枚炮弹。但截至 2025年春季，美国的产能还在4–5万发/月的水平，预计要到 2026年才能实质达到每月10万发的水平。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要依赖于新厂的投产、生产线的全面升级与供应链的配套保障。

而欧洲的炮弹产能同样不能指望。承诺100万发炮弹援助，截至2024年6月交付约50万发，缩水50%。早已“去工业化”的欧洲，军工复兴沦为了行为艺术，德国金属业工会IG Metall坚持每周35小时工作制，导致克劳斯-玛菲·威格曼坦克（KNDS Deutschland）工厂产能利用率仅65%。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工业能力打赢了二战、拖垮了苏联，却为什么在冷战胜利后主动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既有军事上的误判，也有经济上的过分乐观和现实政治的短视。

首先，冷战胜利带给美国前所未有的自信。当时美国的GDP 占世界近三分之一，美元统治全球结算，航母编队横扫七海。华盛顿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再出现实力强悍的大国与之对抗，乃至爆发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加深了这种想法。美军依靠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战机和卫星导航，在几周内便轻轻松松地击溃了萨达姆的“世界第四大军队”。这不但强化了美国天下无敌的信心，更形成了一种幻觉：未来战争不再是钢铁洪流的对撞，而是高科技的精准打击。只要保持军事技术上的压制，就可以速战速决，替代漫长的工业消耗战。

于是，美国相信，只要掌握最前沿的武器，就能轻易碾压任何对手，不必再维持庞大的制造业基础。除了尖端军工业，大量制造业被视为“过时的累赘”，工厂交给海外，自己只需保留技术与品牌即可。

其次，就是现实的经济诱因。冷战后，美国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利润决定产业走向。制造业回报低，投资重、周期长，利润薄。而金融、高科技及高端服务业回报高，见效快、财务数据漂亮。这时，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流行开来：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附加值最高，中间的生产制造利润最薄。曲线形如嘴角上扬的笑容——上游和下游丰厚，中游凹陷。

美国经济政策也顺势而为，把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到东亚，包括中国，自己专注于研发、金融和品牌。短期看，这带来了股市繁荣、消费繁荣，美国人能享受更便宜的商品，企业赚取更高的利润。

“微笑曲线”的想法倒是很好，干最轻松的活，赚最多的钱。但这有两大前提：其一，全球化必须长期顺畅，零部件和原料能自由流动；其二，全球分工是静态的，制造业国家会永远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地缘冲突打破了全球化的稳定，而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在积累了资本和技术后，早已从代工向研发、品牌和供应链控制升级，逐步把曲线两端的利润也纳入囊中。换言之，制造业不再是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地带”，而是具备向上下游延展、反转微笑曲线的潜力。于是，美国发现，当它想要重拾制造业时，工业能力已经退化到连二战都不如，炮弹都造不出。而高科技的成果因缺乏制造业的应用，也渐渐显出后劲不足，被中国迎头赶上。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制度的短视。选举政治追求的是“立竿见影”，政客在乎的是任期内能否交出漂亮的经济成绩。而维持工业能力需要几十年的耐心和巨额投入，但收益往往在未来才会显现。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这类政策缺乏吸引力，不如减税、发福利、推动消费更能立刻拉动支持率。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政策确实常常随着政党更替来回摇摆。每届政府都有响亮口号，但缺乏连续性，上一届的战略往往被下一届推翻。久而久之，美国工业就陷入了“政绩化”和“碎片化”。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悖论：长远看，制造业确实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然而，政客在乎的只是竞选中和任期内能不能换来选票。

冷战后的战略幻觉，让美国误判了未来战争；高利润的经济逻辑，让资本主动放弃制造业；短视的两党政治，让政府缺乏长远的工业战略。三股力量叠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最懂得工业重要性的美国，却自废武功，主动选择了放弃和遗忘。

现代战争，短期看技术，长期看产能。以美国现在的实力，在短期局部战争中可以压倒优势完虐弱的对手；但如果遇到一个技术接近且生产能力强大的对手，美国的产能短板、供应链脆弱性和高昂成本将成为致命弱点。俄乌战争已让制造业空心化的美国疲于应对，然而，真正的挑战远非在此。

中国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美国当然看得到，试问特朗普怎么能不头皮发麻？虽然特朗普嘴巴上否认对美国实力构成挑战，但心里早就百爪挠心。孟子早有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更是值得美国今天深思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