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阿富汗塔利班当局与巴基斯坦政府正式签订了停火协议，南亚地区的跨国冲突出现了初步的缓和迹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巴基斯坦边防哨所遭到武装分子突袭，数名巴军人战死。需要突出的一点是，自去年下半年巴内部安全局势出现显著恶化，俾路支解放军（BLA）活动持续擡头以来，依照巴官方的说法，巴军方对俾路支解放军及其他分离武装的清剿行动已经持续了快一年也不断出现“重大胜利”。但是，很显然的一点是，以俾路支解放军为主的巴叛乱武装的生命力似乎并未被显著削弱。

就BLA的顽固性而言，除开部族、文化等时常论及的因素外，地理特性的重要性也很关键。对于BLA而言，其战斗力和生存能力所呈现的不是单点骚扰，而是建立在地理因素充分加持下，法律、社会与组织运作等多重要素之上的“纵深生存体系”。剿灭难度并非来自单一优势，而是这些要素叠加后的系统性阻力——即便巴政府和军方在局部取得战术成果，分离武装仍能通过后方再生与替代路径迅速恢复。这使得BLA犹如巴安全局势的附骨之蛆，剿灭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剿灭。

相关分析人士指出，就俾路支地区的地理结构而言，其可谓是反恐行动的噩梦：从坎大哈至凯奇形成多层嵌套的地理防线——坎大哈依托阿巴边境的山地屏障与跨境部落网络，提供天然庇护与隐蔽；查盖山地走廊地形崎岖、监控薄弱，成为渗透与补给的理想通道；努什基—卡兰地带以100至150公里的纵深兼具安全与机动性，利于反叛组织分散与再集结；卡拉特公路走廊地势破碎、交通依赖单线，防御面广而脆弱；最南端的凯奇地区则以地理隔离和部落自治构成半独立的行动空间。整体地形既阻断国家力量的持续打击，又为恐怖组织提供层层回旋余地，使“剿灭”难以彻底化。具体来看，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交织呈现出以下恶果。

首先，法律与国际边界：难以跨越的屏障与被动防守的恶果。阿富汗—巴基斯坦长达数千公里的山地边界，对常规军事行动具有先天的法律与政治限制。国家主权和国际法使得一国军队难以在邻国领土上依法开展持续性军事追击：这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外交与法律界限—跨境追击可能引发主权争议、升级地区冲突，或需要复杂的双边—多边法律安排。

对于BLA等分离主义武装而言，这意味着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其可以在邻国享受相对安全的指挥与补给后方，指挥层和核心组织结构难以被摧毁；二是巴军事力量被动承受“先发劣势”——只能在国土内防守、堵截与追击有限目标，无法彻底切断跨境补给与庇护链。法律屏障因此把战术上的被动转化为战略上的结构性劣势。

其次，地形与通道：隐蔽、碎片与单点脆弱性的并存。查盖山地、卡拉特破碎化地形、马克兰沿海山脉等自然条件，构成了一系列难以被完全有效掌控的物理环境特征。山地拥有大量非正式通道、峡谷与山口，能够为熟悉地形的分离主义武装提供高度隐蔽的移动路径；同时，山地的垂直性与地形复杂性也使得空中、地面侦察与快速机动难以形成完全覆盖。

公路走廊（如N-25）的存在看似为巴政府和军方提供了“可守点”，但其同时也成为攻击者的高效打击目标：破坏一点便可造成长期交通瘫痪，从而影响后勤与战略连通。换言之，地形既为巴政府和军方创造可控节点，也为分离主义武装提供低成本、高影响的“打点”机会。两者并存，使防御方在兵力部署上陷入两难：要么在关键节点上投入大量兵力以防止局部瘫痪，要么维持兵力分散以覆盖更长线路，二者都带来资源消耗与效率下降。

再次，纵深—时间和补给—反应的悖论。努什基—卡兰处在距边界约100—150公里的“操作纵深”位置，这一区间恰好在“官匪”反应与补给效率之间形成一个危险的平衡：对武装组织而言，这个距离足以脱离边界前沿的高密度巡逻区，同时又短到可以维持快速补给与战力调动；对国家军队而言，延伸防御与快速反应的成本随距离成倍上升。

在具体运作上，巴政府和军方面临两个时间悖论：一是反应时间悖论，追击与隔离需要时间，而分离武装则有着足够的时间撤离并重新藏入山地或后方城镇；二是补给—驻守悖论，要在纵深处维持持久存在需建立前沿驻点与补给线，但这些驻点自身又因孤立与补给脆弱性而容易成为被打击目标。历史与实践显示，纵深既为叛乱组织提供“安全构面”，也把防御方拖入长时间、消耗性对峙，难以通过短期集中打击实现根除。

第四，分离武装的社会庇护网络和组织再生能力造成的讯息—情报困境。BLA等武装集团并非仅依赖地形生存；其深植于跨境部落网络与地方社会结构中。跨境部落的亲缘关系、宗教与贸易往来提供了人员隐蔽、补给渠道与招募基础，使得即便某一据点被清除，人员与资源也能通过亲缘与社会网迅速重组。社会支持的隐蔽性直接导致情报收集的盲区：人口稀疏地区的情报空白与地方讯息传播机制的“双向屏蔽”令巴政府和官方的主动侦查与长时间监控成本极高。

此外，分离组织内部的分散化架构与地理冗余（多点集结、互补节点）增强了再生能力。武装集团领导层若能在国际边界后方保持基本安全，便可持续指挥或重构作战单元。对巴政府和军方而言，这种“重构能力”意味着单次战术性清剿无法摧毁整个组织的命脉：每一次局部胜利后，若缺乏持续的社会压缩与情报渗透（这几乎是巴政府和军方的常态），组织会利用剩余网络补充损失并恢复行动节奏。

综合来看，剿灭BLA的努力面临着地理因素加持下的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再生生态”的“森严壁垒”：法律与边界提供难以触及的后方，山地与破碎地形提供隐蔽与多路径，纵深提供战略缓冲，而社会网络则提供隐蔽与再生的人力物力基础。巴政府和军方在此情势内面临的是高成本的全面覆盖需求与长期的耐久消耗，而BLA等势力只需维持若干关键通道与社会支持点就能长期存续。

因此，从纯粹剿灭难度的角度看，BLA等势力所利用的是一种结构性不对称：“官兵”必须“处处成功”才能达到彻底根除，而“匪军”只需“多点能动”，局部得手便可获取战略效果。这样的系统性障碍使得任何孤立的、短期的军事行动难以实现根本性消灭。只要地理—法律—社会的纵深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完整，组织便掌握了将时间转化为生存与再生优势的能力。

最终分析结论：

俾路支解放军（BLA）等武装集团的威胁将会长期存在，其军事存在根本不可能被剿灭。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仰赖政治方案。

本文原载于2025年10月27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