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太空经济”这个概念是近10年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指的是航天领域正在发生的、由商业力量驱动的、颠覆性的变革，它与传统的由国家政府主导的“旧太空时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提法的兴起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首先是技术的成熟，尤其是小型化、低成本卫星技术和火箭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其次是私人资本的涌入，风险投资（VC）大量投入航天初创公司。第三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小卫星发射等新兴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

当SpaceX完成人类首次商业太空行走，中国高交会全球首发太空游项目，欧盟推进千亿级IRIS2星座组网，新太空经济（New Space Economy）已从科技前沿的概念演进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核心力量。其核心内容是构建以商业化、市场化为导向，融合航天制造、太空服务、资源开发与数字技术的复合型经济形态，覆盖从上游航天材料与核心元器件研发、中游火箭发射与卫星星座组网，到下游卫星通信、太空旅游、太空算力、深空资源勘探等全链条场景。其核心构想，是通过技术普惠化、市场多元化与资源共享化，让太空从“专属探索疆域”转变为“人类共享经济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全新动能。

那么未来“新太空经济”将会有多大的经济规模？

目前对于未来十年市场规模的预测，只能源自许多分析机构（如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的预测，全球太空经济的总规模（包括发射、卫星制造、地面设备和应用服务）有望在2030年代中期或2040年达到1万亿美元甚至3万亿美元。至于目前已经创造的年度营收规模，如果以2024年末估算，全球新太空经济的总营收（包括政府预算和商业活动）目前已达到约550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

中国的“新太空经济”起步较晚，民营火箭发射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而且远未实现返回着陆的可重复使用的经济目标。因此对于“新太空经济”如果以区分政府与民营活动方式的严格计算，中国的“新太空经济”真正的有效产值近乎为零，明显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场万亿级别的蓝海竞逐中，未来将会如何走向？

太空开放已成为决定新太空经济发展质量与全球竞争力的核心密钥，其深度与广度直接定义着产业发展的边界与高度。那个被无数导弹与战斗机环绕，由空军和防御体系联手守护的专属“蓝天”，实际是一个巨大的新市场。一旦这片蓝天向世人敞开，便会立即激发实质性的经济效益，而太空开放的核心要素，在于打破传统航天领域的技术壁垒、市场壁垒与资源壁垒。因此与传统航天产业“申请-审批-专属使用”的封闭空域管理模式不同，新太空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将会完全依赖中国在太空“高边疆”的开放方面的制度性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带来规模效应与创新动能。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近地轨道仅能容纳约6万颗卫星，而全球已规划部署的低轨卫星数量已超10万颗，太空空间的稀缺性与需求的爆发性形成尖锐矛盾，这一矛盾的破解唯有依赖科学有序的太空开放机制。从管理层面来看，美国的制度性改变最为明显。为了推动太空开放，美国已经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允许民营企业在特定空域进行常态化试验飞行，加速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等关键技术的迭代，这是美国在新太空经济走在前面的关键因素。

太空空间的开放是新太空经济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规模化增长的前提条件。更高维度的蓝天开放，实际是一个国家的“高边疆”的放大和延伸。“高边疆”（High Frontier）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航天专家、科幻作家和战略家杰瑞德·K·奥尼尔（Gerard K. O'Neill）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奥尼尔认为人类解决地球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终出路，是利用地球以外的资源，特别是通过在太空建造大型、自给自足的太空殖民地（即著名的“奥尼尔圆筒”），将人类文明拓展到地球重力之外的高边疆领域和范畴。他的这一构想，后来激励了马斯克等战略型企业家的努力和拓展，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中国“高边疆”的过程中，空间开放应该注重安全与发展并重，在强调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有序太空空间开放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安全与发展。

美国作为新太空经济的先行者，其领先地位的核心源于空域开放带来的生态优势，通过《商业航天发射法案》《太空资源法案》等一系列法规，构建了宽松有序的空间开放环境，允许民营企业参与火箭发射、空间站运营甚至深空资源开发等核心领域，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良性循环。NASA通过开放发射场空域资源与技术文档，助力SpaceX快速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使美国在低轨卫星星座领域占据先发优势，“星链”计划占据近地轨道卫星总容量的70%，形成显著的空间资源壁垒。

不过，另一方面，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将空域开放与军事应用深度绑定，通过“星盾”计划推动“星链”卫星为军方提供通信、对地观测等服务，在俄乌冲突中展现了重要的实战价值，进一步巩固了其空域竞争的战略优势。

欧洲则以区域协同开放为特色，打造一体化空域生态。欧盟斥资100多亿欧元启动IRIS2计划，规划部署290颗低轨及中轨卫星，核心在于通过统一的空域管理与协同机制，打破各国空域壁垒，构建覆盖欧洲乃至全球的通信网络，试图打破美国对低轨卫星星座通信的垄断。英国One Web公司通过与欧洲多国共享空域资源，已基本完成近660颗低轨卫星组网，可为多国政府机构提供通信服务。日本也在聚焦军事与民用双重需求，在2025财年防卫预算中编列2833亿日元用于低轨卫星星座项目，通过主导空域资源规划，力求在低轨互联网、遥感监测等领域实现突破，提升自身在太空空域竞争中的话语权。

德国国防部最近发布了自己的空间战略，该战略包括三个行动领域，分别是识别太空危险和威胁、促进国际合作并维护太空秩序、建立威慑力并强化防御能力。该战略在前言中说，太空不再仅用于和平研究，而正成为冲突、战略竞争和全球力量投射的舞台。随着通信、导航、地球观测、时间校准等社会经济活动对太空服务的依赖日益加深，太空安全已成为“核心政治任务”。

德国的空间战略旨在确保德国在和平时期、危机状态及国防状态下，持续保持民用与军用太空行动能力，是德国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其作为“负责任太空行为体”地位的重要举措。与北约盟国及国际伙伴的密切合作被视为该战略的核心支柱。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不会在太空采取侵略性行动，但必须具备为保护其卫星而进行自卫反击的能力。德国国防部公报显示，到2030年，该部计划从国防预算中拨款350亿欧元用于航天和太空安全。

与美国、欧洲相比，中国在空间战略领域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空间动态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目前中国空域审批仍以事前审批为主，动态调整机制不够灵活，难以适应商业航天高频次、规模化的发射需求；二是国际空间合作深度不足，中国卫星星座的部署与服务主要集中在国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空域资源分配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有待提升；三是军民用空间协同机制尚未完善，空间责任的划分仍存在“军民分离”的现象，资源利用效率有待优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新太空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与中国作为航天大国的地位也不相匹配，亟需有更大的作为。

最终分析结论：

需要提醒的是，当前，“新太空经济”正处于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期，全球空域资源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数据显示，2024年仅仅是全球商业航天融资规模就达到58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3倍，其中80%的资金流向了低轨卫星星座、可重复使用火箭等与空域开放直接相关的领域。随着太空旅游、太空算力、深空资源勘探等新业态的兴起，空域资源的战略价值将进一步凸显，成为各国必争的“战略高地”。对于中国而言，进一步扩大空域开放，兼顾安全战略的需要，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产业竞争力与国家战略安全的“必答题”。

本文原载于2025年11月25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