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机会透过谈判达成和解，欧洲屡屡拒绝与俄罗斯缔结和平，而这些拒绝最终都证明是彻底的自毁长城。从19世纪至今，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从未被视为应在更广泛欧洲秩序中协商的正当利益，但反被视为必须抵制、遏制或压制的道德越界行为。
这种模式贯穿于截然不同的俄罗斯政权——沙皇、苏联及后苏联时期——持续存在，表明问题根源不在于俄罗斯意识形态，而在于欧洲始终拒绝承认俄罗斯是合法且平等的安全行为体（legitimate and equal security actor）。

我的论点并非主张俄罗斯始终温和可信，而是指出欧洲在诠释安全议题时，总是采取双重标准。 欧洲将自身武力运用、联盟建构及帝国／后帝国影响力视为正常合法，却将俄罗斯类似行为——尤其在俄国边境附近——解读为本质上破坏稳定且不具正当性。这种非对称性压缩了外交空间、使妥协失去正当性，并加剧战争风险。同样地，这种自毁性循环仍是二十一世纪欧俄关系的核心特征。

欧洲在历史上反复犯下的错误，在于无法——或拒绝——区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与其追求安全的举措。在多个历史阶段，欧洲视为俄罗斯扩张主义证据的行动，在莫斯科眼中却是试图降低自身脆弱性的努力，因为俄罗斯认为所处环境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欧洲始终将自身联盟建设、军事部署及机构扩张诠释为良性防御举措，即便这些行动直接削弱了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这种认知失衡正是安全困境反复升级为冲突的核心症结：一方的防御被视为正当，另一方的忧虑却遭斥为偏执妄想或恶意揣测。

西方恐俄症（Western Russophobia）不应主要被理解为对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文化的感情敌意。它实则作为结构性偏见深植于欧洲安全思维中：即认定俄罗斯是常规外交规则的例外。当其他大国被视为拥有正当安全利益而需平衡妥协时，俄罗斯的利益却被预设为非法，除非能证明其合法性。

此种假设历经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变迁与领导人更替仍屹立不摇。它将政策分歧转化为道德绝对，使妥协显得可疑。结果，恐俄症更像是系统性扭曲而非单纯情绪——这种扭曲反复侵蚀著欧洲自身的安全。

我将透过四大历史脉络追溯此模式。首先检视十九世纪：始于1815年后俄罗斯在欧洲协调会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后续被塑造成欧洲指定威胁的历程。克里米亚战争成为现代恐俄症的创伤根源——这场由英法选择发动的战争，本可透过外交妥协化解，却因西方道德化的敌意与帝国焦虑驱使，而非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而爆发。

1853年《波戈丁备忘录》（The Pogodin memorandum）揭露西方双重标准，其中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著名的批注“这才是关键所在”（This is the whole point）不仅是历史轶事，更是解读欧洲双重标准与俄罗斯合理恐惧及怨恨的分析钥匙。

其次，我将探讨革命时期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当时欧洲与美国从与俄罗斯的竞争转为直接干预俄罗斯内政。 我详尽剖析西方在俄国内战期间的军事干预、1920至1930年代拒绝将苏联纳入持久集体安全体系的决策，以及联手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灾难性失败——特别援引麦可·贾巴拉·卡利（Michael Jabara Carley）的档案研究成果。其结果非但未能遏制苏联势力，反而导致欧洲安全体系崩溃，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整个大陆遭受浩劫。

第三，冷战初期本应是关键的修正契机，欧洲却再度错失可确保和平的良机。尽管波茨坦会议就德国非军事化达成协议，西方诸国随后却背弃承诺。七年后，西方同样拒绝了斯大林备忘录——该文件提出以中立为基础实现德国统一。 尽管有明确证据显示斯大林的提议属实，但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仍拒绝统一方案，此举不仅巩固了德国战后分裂的局面，更使集团对抗根深蒂固，将欧洲锁入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化桎梏。

最后，我将剖析冷战结束后欧洲迎来摆脱破坏性循环的最佳契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欧洲共同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愿景与《巴黎宪章》，阐述了基于包容性与不可分割性的安全秩序。 然而欧洲选择了北约扩张、制度性不对称，以及围绕俄罗斯而非与其共建的安全架构。此抉择绝非偶然，它反映了英美大战略——最明确阐述者为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将欧亚视为全球竞争核心舞台，视俄罗斯为必须阻止其巩固安全与影响力的势力。

这种长期漠视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模式，如今已以残酷清晰的姿态显现其后果。乌克兰战争、核武管制体系崩溃、欧洲能源与工业冲击、欧洲新军备竞赛、欧盟政治碎片化以及欧洲战略自主权的丧失，皆非偶然现象。它们是欧洲两百年来，拒绝正视俄罗斯安全关切所积累的代价。

我的结论是：与俄罗斯的和平无需天真信任，但必须承认：若否定俄罗斯安全利益的正当性，便无法建立持久的欧洲安全。只要欧洲仍抱持这种条件反射，就将持续陷入拒绝和平的循环——并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

结构性恐俄症的根源

欧洲反复未能与俄罗斯建立和平，主要肇因并非普京、共产主义，甚至非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其根源更为久远——且属结构性问题。欧洲屡屡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视为道德越界，而非可协商的正当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始于十九世纪俄罗斯从欧洲均势的共同担保者，转变为大陆指定威胁的历程。

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俄罗斯并非欧洲边陲，而是核心力量。俄国在击败拿破仑的战役中承担了决定性份额，沙皇更是后拿破仑时代秩序的主要缔造者。 欧洲协约体系建立在隐含前提之上：和平需要列强相互承认 彼此的合法利益地位，并通过协商而非道德化的妖魔化手段管理危机。然而仅仅一代人之隔，英法政治文化中便兴起对立主张：俄罗斯并非寻常列强，而是文明威胁——其诉求即便属地方性防御性质，也应被视为本质扩张主义而不可接受。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在《克里米亚战争史》（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2010）中特别强调的文件，以非凡的清晰度捕捉了这种转变——该文件诞生于外交与战争的转折点：米哈伊尔·波戈丁（Mikhail Pogodin）1853年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备忘录。 波戈丁列举西方强权的胁迫与帝国暴力——远征征服与选择性战争——并对照欧洲对俄罗斯邻近地区行动的愤慨：

法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取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吞并一个印度王国：这些都不会破坏势力平衡；但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纵使只是暂时占领——却会破坏势力平衡。法国占领罗马并在和平时期驻留数年：这无足轻重；但俄罗斯仅是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欧洲的和平便岌岌可危。

英国向中国宣战，似乎因中国冒犯了他们：无人有权干涉；但俄罗斯若与邻国争端，却必须征得欧洲许可。英国威胁希腊以支持某个可怜犹太人的虚假主张，并焚毁其舰队：此乃合法行动；但俄罗斯要求缔结条约以保护数百万基督徒，却被视为以破坏权力平衡为代价来巩固其在东方地位。

波戈丁结论道：“我们从西方所能期待的，唯有盲目的仇恨与恶意。”尼古拉大帝在书页边缘写下著名的批注：“此乃关键所在。”

这段波戈丁与尼古拉的对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勾勒出后续重大事件中反复出现的病态模式：欧洲总坚持自身安全诉求具有普世正当性，却将俄罗斯的安全诉求视为虚假或可疑。这种立场催生出特殊的不稳定性：它使妥协在西方首都成为政治上的非法行为，导致外交破裂并非因协议不可达成，而是承认俄罗斯利益被视为道德错误。

克里米亚战争是此种动态的首个关键体现。表面危机虽源于奥斯曼帝国衰落与宗教圣地争端，深层症结在于：俄罗斯能否在黑海-巴尔干地区确立公认地位而不被视为掠夺者？ 现代外交史研究强调，克里米亚危机有别于早期“东方危机”之处在于：协约体系的合作惯性已然瓦解，英国舆论更转向极端反俄立场，大幅压缩了和解空间。

此事件之所以发人深省，在于当时本可透过协商达成解决方案。《维也纳备忘录》旨在调和俄罗斯的关切与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以维护和平。然而在相互猜忌与政治升级诱因的夹击下，协议终告破裂，克里米亚战争随之爆发。

严格从战略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并非“必要”——其爆发的关键在于英法两国与俄罗斯的妥协已成为政治毒药。 其后果对欧洲实属自毁长城：伤亡惨重、未能建立持久安全架构，更巩固了将俄罗斯视为大国博弈例外者的意识形态惯性。换言之，欧洲并非通过否定俄罗斯的安全诉求来实现安全，反而制造了更漫长的敌对循环，使后续危机更难化解。

西方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行动

这一循环延续至1917年的革命性断裂。当俄罗斯政体更迭之际，西方并未从竞争转向中立，反而走向积极干预，视西方监护之外的俄罗斯主权国家存在为不可容忍之事。

布尔什维克革命与随后的内战，催生出红军、白军、民族主义运动及外国军队交织的复杂冲突。关键在于，西方列强并非仅是“旁观”局势发展，而是以军事手段干预俄罗斯广袤疆域——北俄、波罗的海通道、黑海、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其干预理由更从战时后勤支援迅速转变为政权更迭。

人们可以承认初期干预的标准“官方”理由：担心俄罗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物资会落入德国手中， 以及重开东部战线的渴望。然而，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后，干预行动并未停止，而是发生了变异。 此种转变揭示了该事件为何具有深远意义：它暴露了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仍存在著以武力塑造俄罗斯内部政治未来的意图。

大卫·福格尔松所著《美国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秘密战争》（1995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精准捕捉了此核心。该书将美国干预定位为旨在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巩固权力的持续行动，而非混乱的边缘事件。 近年高品质叙事史著作更将此事件重新带回公众视野；尤以安娜·里德《一场恶劣的小战争》（2024年）为甚，书中将西方干预描述为一场执行拙劣却蓄意推翻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行动。

其地理范围本身便具启示性，因之反驳了西方后世声称俄罗斯的恐惧纯属妄想的说法。盟军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摩尔曼斯克登陆以在北俄行动；于西伯利亚，他们经由海参崴及铁路走廊进入；日军在远东大规模部署；而在南部，则於敖德萨与塞瓦斯托波尔周边实施登陆与作战。 即便仅综览干涉行动的时间与战场——从1917年11月持续至1920年代初——亦足以证明外国势力之持久存在及其行动范围之辽阔。

这绝非仅是“建议”或象征性存在。 西方势力不仅供应物资、武装白军部队，某些情况下更实质掌控其运作。干涉国深陷白军政治的道德与政治丑闻，包括反动政策与暴力暴行。此现实使该事件对西方道德叙事造成特别腐蚀性打击：西方不仅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常透过与残暴势力结盟达成目的，其战争目标与西方后世标榜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存在根本矛盾。

从莫斯科视角观之，此次干预印证了数十年前波戈丁的预言：欧美准备动用武力决定俄罗斯能否作为独立强权存在。这段历史成为苏联集体记忆的基石，强化了西方列强企图扼杀革命萌芽的信念。它昭示当俄罗斯主权受威胁时，西方关于和平秩序的道德说辞，竟能与武力镇压行动无缝接轨——

此次干预还产生了决定性的次级效应。西方介入俄罗斯内战的举动，无意间强化了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合法性。外国军队与外援白军的存在，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宣称自己是在抵御帝国主义包围、捍卫俄罗斯独立。 历史记载一致指出，布尔什维克如何有效利用盟军存在进行宣传与正当性建构。换言之，试图“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反而巩固了它本欲摧毁的政权。

此种动态揭示了历史的精准循环：反俄情绪对欧洲实属战略反效果。它驱使西方强权采取强制政策，非但未能化解挑战反而加剧危机，更滋生俄罗斯的怨愤与安全忧虑——这些忧虑日后将被西方领袖斥为非理性的偏执妄想。更甚者，它透过向俄罗斯传递“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西方承诺的和解皆可能虚伪”的讯息，预先压缩了未来的外交空间。

至1920年代初，随著外国军队撤离与苏维埃政权巩固，欧洲已做出两项影响深远的抉择，其后果将回荡整个世纪。其一，欧洲拒绝承认俄罗斯利益的正当性，助长了将克里米亚危机等可控争端升级为重大战争的政治文化。 其次，透过军事干预，欧洲展现出不仅愿以武力遏制俄罗斯扩张，更意图塑造俄罗斯主权与政权走向的决心。这些选择非但未能稳定欧洲局势，反而为后续灾难埋下伏笔：两次世界大战间集体安全的瓦解、冷战时期的永久军事化，以及后冷战秩序下边境紧张局势的再度升级。

集体安全与选择反俄

至1920年代中期，欧洲面对的俄罗斯已历经革命、内战、饥荒及外国直接军事干预等摧毁企图而存续。 新生苏联国家虽贫穷、创伤累累且充满猜忌，却无可否认地拥有主权。就在此时，欧洲面临一个将反复出现的抉择：究竟该将此俄罗斯视为合法安全行为者 ，其利益必须纳入欧洲秩序；抑或视其为永久局外人，其关切可遭忽视、延宕或凌驾？欧洲选择了后者，代价最终证明是巨大的。

盟军在俄国内战期间的干预遗产，为后续所有外交活动投下漫长阴影。 从莫斯科的视角看，欧洲不仅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更企图以武力决定俄罗斯的内部政治命运。这段经历具有深远影响：它塑造了苏联对西方意图的认知，并对西方承诺产生根深蒂固的怀疑。欧洲外交非但未正视这段历史寻求和解，反而常将苏联的不信任视为非理性反应——这种模式延续至冷战时期乃至更久远的未来。

整个1920年代，欧洲在战术性接触与战略性排斥之间摇摆不定。 诸如《拉帕洛条约》（ Rapallo, 1922年）等协定表明，身为凡尔赛条约后国际社会弃儿的德国，仍能务实地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触。然而对英法而言，与莫斯科的接触始终是临时性的工具手段。苏联若符合英法利益便被容忍，否则便遭边缘化。欧洲从未认真尝试将俄罗斯作为平等伙伴纳入持久的安全架构。

这种矛盾心态在1930年代演变为更危险且自我毁灭的态势。尽管希特拉的崛起对欧洲构成生存威胁，但欧洲主要强权却反复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更大危险。这不仅是修辞层面的问题，更实质影响政策抉择——错失结盟良机、延宕安全承诺、削弱威慑力量。

必须强调的是，这不仅是英美两国的失败，更非欧洲被动受意识形态洪流裹挟的故事。欧洲各国政府展现了能动性，且其决策既果断又灾难性。法、英、波三国屡屡作出将苏联排除于欧洲安全体系之外的战略选择，即便苏联参与本可强化对抗希特拉德国的威慑力。

法国领导人偏好在东欧建立双边保证体系，既维持法国影响力又避免与莫斯科进行安全整合。波兰在伦敦与巴黎的默许下，甚至拒绝给予苏联军队过境权以防御捷克斯洛伐克， 将对苏联存在的恐惧置于德国侵略的迫在眉睫之上。

这些绝非微不足道的决策。 它们反映出欧洲更倾向于应对希特拉的修正主义，而非接纳苏联势力；宁可冒纳粹扩张的风险，也不愿承认俄罗斯作为安全伙伴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不仅未能与俄罗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更主动选择了排除俄罗斯的替代性安全逻辑，最终在自身矛盾中崩溃。

迈克尔·贾巴拉·卡利在此的档案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学术成果证实苏联——特别是在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李特维诺夫领导下——曾持续、明确且有充分文献记载地致力建立对抗纳粹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这些绝非模糊姿态，包含相互援助条约提案、军事协调机制，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明确保障承诺。 卡利指出，苏联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时，伴随的是俄国推动集体威慑机制的真实意图，而非仅为谋求国际合法性。

然而这些努力却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等级制度相冲突——反共主义凌驾于反法西斯主义之上。伦敦与巴黎的政治精英担忧，与莫斯科结盟将使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内外获得正当性。 正如卡利所记载，英法决策者反复担忧的并非希特拉的威胁，而是与苏联合作的政坛后果。苏联未被视为对抗共同威胁的必要伙伴，反而被视为可能“污染”欧洲政治的负担。

这种优先顺序导致了深远的战略后果。对德绥靖政策不仅是对希特拉的误判，更是源于一种将纳粹修正主义视为可控、而苏联势力本质上具有颠覆性的世界观。波兰拒绝给予苏联军队过境权以防御捷克斯洛伐克——此举获得西方默许——便是典型例证。 欧洲各国宁可冒德国侵略的风险，也不愿面对苏联介入的必然性——即便苏联介入的性质明确属防御性质。

这种失败的顶点出现在1939年。英法两国在莫斯科与苏联的谈判失败，并非如后世 神话所言遭苏联欺瞒破坏，而是因为英法不愿作出具约束力的承诺，也不愿承认苏联是平等的军事伙伴。卡利的重构显示，西方代表团赴莫斯科时既无谈判授权，亦无紧迫感，更缺乏缔结真正同盟的政治支持。 当苏联反复提出任何同盟的核心问题——你们准备采取行动吗？——实际上的答案是否定的。

随后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自此被用作西方不信任的追溯性理由。卡利的著作颠覆了这种逻辑。 该协定并非欧洲失败的根源，而是失败的结果。它诞生于西方多年拒绝与俄罗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之后。这是一项残酷、冷酷且悲剧性的决策——但作出此决策的背景是，英国、法国与波兰早已拒绝以唯一可能阻止希特拉的方式与俄罗斯达成和平。

结果灾难性地降临。欧洲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鲜血与毁灭，更丧失了自主权。这场未能阻止的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实力，耗尽了社会资源，使大陆沦为超级大国角力的主战场。再次证明：拒绝与俄罗斯和解并未换来安全，反而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酿成更惨烈的战争。

人们本可预期，这场灾难的浩劫规模，理应迫使欧洲在1945年后重新审视对俄政策。事实却非如此。

从波茨坦到北约：排斥的架构

战后初期，联盟关系迅速转变为对抗格局。早在德国投降前，邱吉尔便令人震惊地指示英国战争策划者考虑立即与苏联开战。 1945年拟定的“不可思议行动”计划，意图利用英美力量——甚至重整武装的德军部队——在1945年或战后不久将西方意志强加于俄罗斯。尽管该计划因军事可行性不足最终搁置，其存在本身却揭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俄罗斯的权力本质上不具正当性，必要时必须以武力加以遏制。

西方与苏联的外交同样失败。欧洲本应承认苏联承担了击败希特拉的主要重担——付出2700万伤亡代价——且俄罗斯对德国 重整军备的安全忧虑完全真实。欧洲本应深刻领悟：持久和平必须明确回应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首要任务是防止德国重新武装，以免再度威胁欧洲东部平原。

在正式外交层面，这项教训最初获得认可。 1945年夏季于雅尔达会议，更关键的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战胜国盟军就战后德国的基本治理原则达成明确共识：非军事化、去纳粹化、民主化、解除垄断及赔偿。德国应被视为单一经济体，其武装力量须予以解散，未来政治走向应在不重整军备或缔结同盟的前提下决定。

对苏联而言，这些原则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关乎生存的根本。三十年内两度遭德国入侵，苏联承受的毁灭性打击在欧洲史上无可比拟。二战中的巨大伤亡使莫斯科形成独特的安全观——若不理解这段创伤，便无法真正理解苏联的立场。德国的中立化与永久非军事化绝非谈判筹码，在苏联视角中，这是构建稳定战后秩序的最低门槛。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正式认可了这些关切。盟国达成共识：绝不容许德国重建军事力量。会议声明措辞明确：必须阻止德国“再度威胁邻国或世界和平”。苏联之所以接受德国暂时划分为占领区的方案，正是因为此划分被定位为行政必要措施，而非永久性地缘政治安排。

然而西方列强几乎立即开始重新诠释——继而悄然瓦解——这些承诺。转变源于美英战略优先顺序的改变。 正如梅尔文·莱夫勒在《优势力量》(1992)中所阐明，美国决策者迅速将德国经济复苏与政治上与西方结盟视为重中之重，其重要性超越了维持莫斯科可接受的非军事化德国。苏联从不可或缺的盟友，被重新定位为潜在对手，其在欧洲的影响力亟需加以遏制。

这种战略转向早于任何正式的冷战军事危机。早在柏林封锁事件之前，西方政策便开始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巩固西部占领区。 1947年建立双区，继而形成三区，直接违背了将德国视为单一经济体的波茨坦原则。1948年西方占领区推行独立货币，绝非技术性调整，而是使德国分裂在实质上不可逆转的关键政治举措。在莫斯科眼中，这些举措均属单方面修改战后协议。

苏联的回应——柏林封锁——常被描绘为冷战侵略的开场白。然而若置于历史脉络中，此举更像是迫使西方重返四强治理框架、阻止西德独立国家形成的强迫手段，而非企图夺取西柏林。 无论封锁行动是否明智，其逻辑根源在于苏联对西方未经协商便拆解波茨坦框架的恐惧。空运虽化解了当前危机，却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放弃建立统一、非军事化的德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成为关键转折点。华盛顿当局将此冲突解读为全球共产主义攻势的铁证，而非具特定成因的区域性战争。这种简化论述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它为西德重整军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依据，而这项举措在数年前还被明确否决。 其逻辑被直白地表述为：若无德国军事参与，西欧便无法获得防御。

此乃分水岭时刻。西德的重新武装并非源于苏联在欧洲的行动，而是美国及其盟国因应美国构建的全球化冷战框架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尽管对德国实力怀有深厚的历史忧虑，英法两国仍屈从于美国压力。当旨在控制德国重武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提案破产后，所采纳的解决方案更具深远影响：西德于1955年加入北约。

从苏联视角看，这意味著波茨坦协议的彻底瓦解。德国不再保持中立，不再处于非军事化状态，反而 地嵌入了一个明确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这正是苏联领导人自1945年以来竭力避免的结果，也是波茨坦协议旨在防范的局面。

必须强调事件的时序脉络，因其常遭误解或颠倒。德国的分裂与再军事化并非源于苏联行动。当斯大林于1952年提出以中立为基础的德国统一方案时，西方列强早已将德国推向军事联盟整合与再武装的轨道。 《斯大林照会》（Stalin Note，编按: 又称三月照会，是1952年3月10日从苏联占领下的德国交付给西方盟国，即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的文件）并非企图阻挠德国中立化，而是旨在扭转既定进程的严肃提案——该提案有据可查，最终遭西方列强拒绝。

由此观之，冷战初期的格局并非对苏联顽固立场的必然回应，而是欧美选择将俄罗斯安全诉求置于北约联盟架构之下的又一例证。德国中立方案的遭拒并非因其不可行，而是因其与西方战略愿景相悖——该愿景将集团凝聚力与美国领导地位置于包容性欧洲安全秩序之上。

此抉择的代价既庞大且持久：德国分裂成为冷战核心断层线，欧洲永久军事化，核武遍布大陆，欧洲安全事务被外包至华盛顿，伴随而来的依附关系与战略自主权丧失更甚。此外，苏联对西方“适时重新诠释协议”的认知再度获得强化。

理解1952年《斯大林照会》的历史脉络至关重要。这份照会既非“晴天霹雳”，亦非脱离历史脉络的冷酷算计，而是对战后秩序崩解的紧急回应——如同战前战后无数尝试，这是又一次试图透过中立立场捍卫和平的努力，却终遭西方拒之门外。

1952年：德国统一提案遭拒

值得深入剖析斯大林照会。斯大林呼吁建立统一中立德国的主张，绝非模棱两可、试探性或虚伪之举。 正如罗尔夫·施泰宁格（Rolf Steininger）在《德国问题：1952年斯大林照会》（The German Question: The Stalin Note of 1952）与《统一的难题》（the Problem of Reunification）（1990年）中确凿证明的，斯大林提出的德国统一条件包括永久中立、自由选举、撤出占领军，以及由列强担保的和平条约。这绝非宣传姿态，而是源于苏联对德国重整军备与北约扩张的真实战略忧虑。

施泰宁格的档案研究彻底颠覆了西方主流叙事。 尤具决定性的是艾文·柯克帕特里克爵士1955年的秘密备忘录，其中记载德国大使坦承阿登纳总理知悉《斯大林照会》属实。阿登纳仍予以拒绝，其忧虑并非苏联的背信，而是德国民主制度。他担忧未来德国政府可能选择中立并与莫斯科和解，从而动摇西德融入西方集团的基础。

归根结柢，西方拒绝和平与统一并非因其不可行，而是因其对西方联盟体系构成政治困扰。中立立场威胁到北约新兴架构，故必须被斥为“陷阱”。

欧洲精英阶层不仅是被迫加入大西洋阵营，更是主动拥抱此一立场。总理艾登奥尔拒绝德国中立的决定，并非单纯对华盛顿的屈从，而是反映出西欧精英阶层的广泛共识——他们宁可接受美国的指导，也不愿追求战略自主权与欧洲统一。

中立立场不仅威胁北约架构，更危及战后政治秩序：正是透过美国领导地位，这些精英阶层才得以获得安全保障、政治正当性与经济重建。 若德国保持中立，欧洲各国将被迫以平等身份直接与莫斯科谈判，而非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下运作——该框架使他们得以回避此类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对中立的拒绝同时也是对责任的逃避：大西洋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却免除了与俄罗斯外交共存的负担，即使代价是欧洲永久分裂与大陆军事化。

1954年3月，苏联申请加入北约，主张此举将使北约成为欧洲集体安全机构。美国及其盟国 立即以“此举将稀释联盟力量并阻碍德国加入北约”为由拒绝申请。 美国及其盟国——包括西德本身——再次拒绝了建立中立、非军事化德国的构想，也拒绝建立基于集体安全而非军事集团的欧洲安全体系。

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更揭露了此逻辑的虚伪本质。奥地利接受中立地位后，苏联军队撤离，该国随即迈向稳定繁荣。预言中的地缘政治“骨牌效应”并未发生。奥地利模式证明，德国本可复制此成就，甚至可能使冷战提前数十年终结。奥德两国差异不在于可行性，而在于战略选择。 欧洲接受奥地利的中立地位，因其不威胁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却拒绝德国的中立地位，因其构成威胁。

这些决策的后果深远而持久：德国分裂近四十年之久，欧洲大陆沿著贯穿中部的断层线军事化，核武遍布欧洲领土。欧洲安全遂取决于美国实力与战略优先事项，使这片大陆再度成为大国对抗的主战场。

至1955年，此模式已根深蒂固：欧洲唯有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战略架构，方能与俄罗斯共存和平。当和平需要真正顾及俄罗斯安全利益——无论是德国中立、不结盟、非军事化或共同担保——这些方案皆遭系统性拒绝。此拒绝的后果将在随后数十年逐步显现。

三十年来对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拒绝

若说欧洲曾有任何契机能彻底摆脱长期拒绝与俄罗斯和平共处的传统，那便是冷战终结之际。不同于1815年、1919年或1945年，这并非单纯由军事挫败强加的时刻，而是由选择塑造的转捩点。苏联并非在炮火轰鸣中崩溃，而是主动撤军并单方面解除武装。

在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领导下，苏联放弃以武力作为欧洲秩序的组织原则。无论是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抑或后来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领导下的俄罗斯，皆接受了对中东欧军事控制权的丧失，并提出以包容取代集团对抗的新安全框架。此后发生的并非俄罗斯缺乏想像力，而是欧洲与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体系未能认真对待这项提议。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共同欧洲家园”概念绝非空泛修辞，而是基于核武已使传统权力平衡政治沦为自杀行为的战略学说。他设想的欧洲应具备不可分割的安全性——任何国家不得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强化自身防御，冷战联盟结构将逐步让位于泛欧洲框架。

他在1989年于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的演说中明确阐述此愿景，强调合作、相互安全保障及放弃武力作为政治手段。《新欧洲巴黎宪章》于1990年11月签署，将这些原则纳入法规，使欧洲承诺民主、人权及合作安全的新纪元。

在此关键时刻，欧洲面临根本抉择：或可认真履行承诺，建立以欧安组织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让俄罗斯成为平等参与者——作为和平的担保者而非遏制对象；或可保留冷战时期的体制层级，同时口头拥抱后冷战时代的理想。欧洲选择了后者。

北约既未解散，亦未转型为政治论坛，更未臣服于泛欧洲安全机构。 相反地，它持续扩张。公开宣称的理由是防御性：北约扩张将稳定东欧局势、巩固民主体制、防止安全真空。然而此说法忽略了俄罗斯反复强调、西方决策者私下也承认的关键事实：北约扩张直接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这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涉及地理、历史与心理层面的实质问题。

德意志统一谈判期间，美德双方所作承诺引发的争议，正揭示了更深层的矛盾。西方领导人事后坚称，由于未签署书面协议，故未就北约扩张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然而外交运作不仅依赖 签署的条约，更建立在预期、默契与诚信之上。

解密文件与当代史料均证实，苏联领导层曾多次获知北约不会向东扩张至德国以外地区。这些承诺促成苏联对德国统一的默许——此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让步。当北约仍按原定计划扩张（初期由美国主导）时，俄罗斯对此的感受并非技术性法律调整，而是对促成德国统一的协议所遭受的深刻背叛。

随著时间推移，欧洲各国政府日益将北约扩张内化为欧洲事务，而非单纯的美国行动。德国在北约框架内实现统一，从特例沦为常态。欧盟扩张与北约扩张同步推进，相互强化并挤压中立或不结盟等替代性安全机制的发展空间。

即便拥有东方政策传统且与俄罗斯经济纽带日益紧密的德国，其倾向妥协的政策也逐渐屈从于联盟逻辑。 欧洲领导人将扩张框架化为道德使命而非战略选择，借此使其免于检视并使俄罗斯的反对显得缺乏正当性。此举使欧洲丧失了作为独立安全行为者的多数能力，将自身命运与大西洋战略绑得更紧——该战略优先扩张而非稳定。

欧洲的失败在此处尤为凸显。欧洲领导人非但未承认北约扩张违背《巴黎宪章》所阐述的不可分割安全逻辑，反而将俄罗斯的异议视为不当——视作帝国怀旧情结的残余，而非真实安全忧虑的表达。俄罗斯被邀请参与磋商，却无权参与决策。 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础文件》将此种不对等关系制度化：对话排除俄罗斯否决权，伙伴关系剥夺俄罗斯平等地位。欧洲安全架构正围绕俄罗斯、无视俄罗斯而建构，而非与俄罗斯共同建立。

凯南（George F. Kennan）1997年警告北约扩张将是“致命错误”，其战略风险洞见惊人清晰。凯南并非主张俄罗斯高尚，而是指出在弱势时刻羞辱与边缘化大国，必将滋生怨恨、复仇主义与军事化。此警告当时被斥为过时现实主义，但后续历史几乎逐点验证了 其逻辑正确性。

这种否定背后的意识形态根基，在布热津斯基的著作中可见一斑。他在《大棋局》（1997年）及《外交事务》期刊论文〈欧亚地缘战略〉（1997年）中，阐述了以掌控欧亚大陆为基础的美国霸权愿景。 他主张欧亚大陆是“轴心超级大陆”，美国的全球霸权取决于阻止任何可能主宰该区域的势力崛起。在此框架下，乌克兰不仅是拥有自主发展轨迹的主权国家，更是地缘政治的枢纽。布热津斯基曾写下著名论断：“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便不再是帝国。”

这绝非学术闲谈，而是美国帝国大战略的纲领性宣言。在此世界观中，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非应以和平之名予以包容的正当利益，而是必须以美国霸权之名克服的障碍。 欧洲深陷大西洋体系，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却内化了这套逻辑——往往未曾正视其全部后果。其结果便是欧洲安全政策始终将联盟扩张置于稳定之上，将道德宣示凌驾于持久解决方案。

2008年，后果昭然若揭。北约的布加勒斯特峰会（Bucharest Summit）宣称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终将成为北约成员”。此声明虽未附明确时程，其政治意涵却无可置疑——此举跨越了俄罗斯政界各派长期划定的红线。此红线早已被预先认知，实属无可争辩。 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题为《不就是不》（NYET MEANS NYET）的电报中指出，乌克兰加入北约在俄罗斯被视为生存威胁，此观点获得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与强硬派的共识。警告已然明确，却遭漠视。

在俄罗斯眼中，模式已然昭然若揭：欧美在符合自身利益时高举规则与主权的旗帜，却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斥为非法。俄罗斯从中汲取的教训，与克里米亚战争后、列国干预后、集体安全机制崩溃后、斯大林照会遭拒后所领悟的如出一辙：唯有在维护西方战略主导权的前提下，和平才会被允许。

因此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危机并非异常，而是必然的顶点。基辅独立广场起义、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顿巴斯战争——这些事件皆发生在早已濒临崩溃的安全架构中。美国不仅积极鼓动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政变，更在幕后策划新政府的组成。 当顿巴斯地区爆发反对独立广场政变的抗争时，欧洲以制裁和外交谴责回应，将冲突简化为道德剧。然而即便在此阶段，谈判解决仍有可能。明斯克协议——尤其是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二》——为冲突降级、顿巴斯自治，以及乌俄在扩大的欧洲经济秩序中重新融合提供了框架。

《明斯克二号》协议代表著一种承认——尽管是勉强的——即和平需要妥协，而乌克兰的稳定取决于同时解决内部分裂与外部安全关切。 最终摧毁明斯克二协议的，是西方的抵制。当西方领导人事后暗示该协议主要功能是为乌克兰“争取时间”强化军事力量时，造成的战略损害已然深重。在莫斯科眼中，这印证了其长期怀疑：西方外交实属冷酷功利而非真诚——协议本就无意落实，仅为粉饰门面。

至2021年，欧洲安全架构已难以为继。俄罗斯提出草案要求就北约扩张、导弹部署及军事演习展开谈判——这些正是俄方数十年来反复警示的核心议题。美北约却断然驳回提案，宣称北约扩张“不可协商”。欧美再度拒绝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视为合法谈判议题，战争随之爆发。

当俄军于2022年2月进入乌克兰时，欧洲将此入侵描述为“未经挑衅”。这种荒谬说法或许符合某种宣传叙事，却彻底掩盖了历史真相。俄罗斯的行动绝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一个系统性拒绝纳入俄罗斯关切的安全秩序，以及一个将俄罗斯最核心议题排除在 谈判之外的外交进程。

即便如此，和平仍非遥不可及。2022年3月至4月，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展开谈判，产出详尽的框架草案。乌克兰提出永久中立并要求国际安全保障；俄罗斯接受此原则。该框架涵盖武力限制、安全担保及更长期的领土问题解决程序。这些绝非空想文件，而是反映战场现实与地理结构制约的严肃草案。

然而伊斯坦布尔谈判在美英介入后破裂，两国要求乌克兰勿签署协议。正如鲍里斯·强森事后解释，这关乎西方霸权存亡。伊斯坦布尔进程的崩溃具体证明：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后不久，乌克兰和平本可实现。协议已草拟完成，却因美英施压而付诸东流。

至2025年，这份残酷的讽刺已昭然若揭。昔日的伊斯坦布尔框架竟以参考基准之姿重现于外交斡旋中。历经浩劫后，外交斡旋竟回归至可行的妥协方案。这正是安全困境塑造的战争惯例：被斥为时过早的早期和解方案，终将以悲剧性必要之举之姿重现。然而时至今日，欧洲仍抗拒谈判和平。

对欧洲而言，长期忽视俄罗斯安全关切所付出的代价如今既无法回避又极其沉重。能源供应中断与去工业化压力已造成欧洲严峻的经济损失，其长期军备扩张承诺更将引发深远的财政、社会与政治后果。 在通胀压力、移民潮、战争疲劳及各国政府立场分歧的夹击下，欧洲社会的政治凝聚力严重削弱。随著欧洲再度沦为大国角力的主战场而非独立枢纽，其战略自主性已然衰微。

最危险的莫过于核风险重返欧洲安全战略的核心。冷战结束后，欧洲民众首度再度生活在核武国家 之间潜在升级阴影之下。这不仅是道德失败的结果，更是西方自波戈丁时代起便结构性拒绝承认的后果——欧洲和平无法建立在漠视俄罗斯安全关切的基础上。 唯有透过协商才能缔造和平。

欧洲对俄罗斯安全关切的否认之所以形成悲剧，在于其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当俄罗斯的安全诉求被斥为不当，俄国领导人追求外交的动机便减弱，而改变现状的诱因则增强。欧洲决策者随即将这些行动解读为自身原有猜疑的印证，而非他们亲手制造又矢口否认的安全困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随著时间推移，这种动态不断压缩外交空间，直至战争在许多人眼中不再是选择而是必然。然而这种必然性实属人为制造——其根源并非不可调和的敌意，而是欧洲持续拒绝承认：持久和平需要将对方恐惧视为真实存在，即便这些恐惧令人不适。

悲剧在于欧洲为此一再付出沉重代价：克里米亚战争及其余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诸多灾难、冷战时期数十年的分裂，皆是明证。而今欧洲再度付出代价。恐俄症并未使欧洲更安全，反而令其更贫穷、更分裂、更军事化，并加深对外部势力的依赖。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结构性的恐俄症虽未在长期削弱俄罗斯，却反复削弱了欧洲自身。欧洲拒绝将俄罗斯视为正常的安全行为者，反而助长了它所恐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在鲜血、财富、自主权与凝聚力上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每个循环的结局如出一辙：在遭受巨大损害后，才迟迟意识到和平需要透过谈判来实现。 欧洲至今未能领悟的教训在于：正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非向强权妥协，而是防止其诉诸破坏性手段的必要前提。

这条历经两世纪血泪写就的教训并非要求全面信任俄罗斯或任何国家，而是必须正视俄罗斯及其安全利益。 欧洲反复拒绝与俄罗斯和平共处，并非因和平不可得，而是因承认俄罗斯安全关切被错误地 视为不当。只要欧洲未能摆脱这种条件反射，便将持续陷于自我挫败的对抗循环——在和平可及之时拒绝和平，却在事后长期承担代价。

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前高级顾问萨克斯（Jeffrey D. Sa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