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眼中的欧洲，依旧是十九世纪为基础发展至现代的欧洲。这个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但宫殿和老城街道依旧，19世纪风格的咖啡馆、书店、文学、诗歌和画作装点着欧洲，令人感觉古老的辉煌依旧存在，他们还可以继续有资格趾高气扬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许正是这种古老欧洲气质的存在，所以世界上还经常可见欧洲领导人，慷慨激昂地为世界各国指点迷津，评判是非。

问题只有一个，生活于迷雾之中的欧洲人，并未理智地察觉，欧洲已然悄悄发生巨变。事实上现在的欧洲，正在迅速脱离第二世界，向着第三世界狂奔。这也就是说，现在的欧洲比第三世界略好，但已经属于第二世界下游的“二世祖”国家，在世界发展大潮中的实质地位，接近等同于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

欧洲是怎样沦落的？

欧洲的堕落，主要是基于四大原因。

第一是欧债危机。2009年，当时的希腊新政府上台后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实际为12.7%，换句话说，原来的希腊政府做假账。紧接着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被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希腊无法在市场上融资，面临违约风险。然后是危机局面蔓延开来，2010–2012年，先后波及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整体上欧盟的财政已经是总崩溃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欧盟建立所谓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来挽救危局。实际上欧盟的《里斯本条约》第125条明文规定有“不救助”条款，包括后来的欧盟稳定于增长公约都强调，成员国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不超过GDP的60%，强调成员国要有财政纪律，自负其责。实际上，欧盟先后通过“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向各成员国提供贷款救助，解决财政危机。简单点说，欧洲人当时搞的是“曲线救国”，一种边缘操作，提供的是机构贷款，所以不算是救助，当然钱还是欧盟出的！欧洲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才在危机中继续存在下来的。

这种做法的后遗症也是很明显的，欧盟开始呈现出一种超国家地位，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集权。此后这种集权的影响力体现在官僚化以及左翼化，也就不难理解。至于欧洲的经济，虽然有欧盟打破常规的财政援助，实际迄今也未能断言，已经从欧债危机中彻底恢复增长。

第二是移民。同样是在2010年前后，地中海的自然危机开始呈现，当时的安邦智库（ANBOUND）已经警告，地中海周边面临资源枯竭，将会导致社会动荡，此后“阿拉伯之春”爆发，影响全球的移民浪潮开始涌现。欧洲究竟接受了多少难民呢？这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即便是AI也搞不清楚。根据粗糙的欧洲各国统计，大致是500万人到1500万人之间，比较客观的量级评估是二千万阿拉伯移民来到了欧洲。这一量级评估数据的来源，主要考虑的是有大量非法移民的存在，这些移民的数量，根本无法纳入统计数字。再有就是阿拉伯人的生育率，他们来到欧洲之后，将会继续膨胀移民人口数字。

二千万的移民人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欧盟总共27个成员国，其中15个国家的总人口在一千万人口之下，12个国家的人口高于一千万人。所以，欧洲与欧盟的大多数是人口小国，总人口低于一千万的。这样的数据意味着欧盟成员国中间，凭空多出来了一个人口大国，净消费欧盟标准的所有社会福利，净消费欧盟各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净消费住房、汽车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根据欧洲的福利制度，他们的地位与公民是一样的。

欧盟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凭空增加的一个大国消费吗？肯定不能，他们必须削减其他社会福利，包括国家的安全保障开支。欧盟国家只能在福利开支和国防开支中二选一，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欧盟早已经被掏空了，现有欧元汇率完全是无根之木，随时面临崩塌的局面。

第三是气候议程。欧盟的气候议程（主要指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目标）是目前全球最雄心勃勃、系统性最强的气候行动框架之一。其核心是“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欧盟气候中和（net-zer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这些激进的“绿色禁令”包括有，2035年起新售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完全零排放，禁止销售燃油车，航空和海运同样如此。可再生能源占比到2030年要达42.5%，争取要达到45%。2034年起，全面禁止进口高碳产品，减少化肥使用、甲烷排放，恢复湿地和森林。禁止核能电站，德国左翼舒尔茨政府在下台前，为了实现“能源转型”，甚至还抓紧最后的时间炸毁了最后一个当初投资30亿欧元的燃煤电厂。

必须要指出的是，欧盟为了实现绿色政治议程，并未经过严谨而科学的成本评估，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进行了“可行性”论证，与中国县级政府擅长的“把戏”几乎一样，只是更加精美，而且被包装为“增长战略”。所以，社会总成本并未被充分估计，事实上一切服从了政治需要。

表面看，欧盟的成本计算，经过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独立智库（如Cambridge Econometrics）和咨询机构（如PwC）的详尽研究，使用宏观经济模型（如E3ME、JRC-GEM-E3、PRIMES等）进行模拟分析。实际上，研究的假定条件和设定条件，漏洞百出，实际是被超充分“假定”。如转型的直接成本直接被“投资需求”所代替，意思是这种成本，就是投资需求，有钱没钱单说，谁来拿钱也单说；收益如避免气候损害，不但被夸大，而且完全建立情景化分析的基础之上。说白了，就是收益是假想的。从2023年起逐步实施到2026年全面执行的，针对高碳进口品如钢铁、化学品所增加企业成本，经济评估认为这是旨在防止“碳泄漏”。说白了，就是通过充斥假定、假想、假设的模型化、情景化以及合理化，计算了所有的一切成本。甚至对于所造成的通胀以及家庭负担，也予以了美化，称之为是“绿色通胀”，至于真正的经济后果，根本无人关心。

实际上，欧盟的气候议程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开支，重创了欧洲企业和产业，他们只能被迫离开欧洲，毫无办法。根据PwC 2021年调查，300家欧洲企业中，有60%根本不熟悉EGD；49%声称“已有准备”；66%表示已经分配资本用于可持续性（优先清洁能源78%、减排59%）；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根本不知道欧盟有激励措施，更别提利用了。欧洲企业界对气候议程的失望，基本就是溢于言表。

从冯德莱恩主导的欧盟绿色议程来看，严重忽视了成本对欧洲社会的严重冲击，整个成本计算数据完全是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上帝视角，表面看经过大量表格、数据和曲线包装的成本评估，实际是一派胡言乱语。导致的后果就是，今天欧洲经济和产业的萎靡不振，并被欧盟推脱为债务危机的“后遗症”。

第四是，欧盟的官僚化和左翼化。马斯克直接说：“欧盟的官僚主义就像一个巨大的、缓慢的、贪婪的怪物，它吞噬了欧洲的创新、效率和竞争力。如果不改革，欧洲将永远被甩在后面。”马斯克还指出，“欧盟的官僚主义正在扼杀创新。柏林工厂扩建审批拖了两年，而我们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建好。”他还转发网友评论：“欧盟的环保审查比建厂还复杂。”西门子等欧洲著名企业也一再批评欧盟等官僚主义，很多企业家抱怨说，欧盟机构的官僚主义已经登峰造极，审批甚至要动用卡车运送数吨的纸质文件。

左翼化倾向也是欧盟的一大特点，主要反映在政治议程上面，而非席位上面。从欧盟席位分布上看，左翼并不能说占优势，但从政治议程来看，欧盟的主要政治议程，如社会福利、气候行动、移民包容、全民医疗、带薪假、工会保护，还有更高的税收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等等，其实都带有左翼的明显特征。再加上欧洲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保障）模式，历史悠久，有一定的社会共识，因而即便是右翼也会经常与左翼相结合，支持实质左翼的行动和政治号召。最明显的是德国议会集体行动，联手封杀、排挤席位占第二多数的另类选择党（AFD）事例。

所以，从政治议程来看，欧盟依然是坚持左翼化政治议程的跨国机构，这一点决定了欧盟绝非是亲商的，整个欧盟社会经济走下坡路实际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结果。

整体来看，四大原因综合作用共同构成了欧洲的失败，更麻烦的是，这四大原因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哪一个还都不容易解决。它们的共同作用结果，就是拖拽着欧洲日益走向社会冲突日益加重，左翼与右翼冲突加剧，经济萎靡不振，产业外迁，无法面对新兴势力如俄罗斯、土耳其的冲击，世界影响力持续下滑的深渊。

最终分析结论：

欧洲已然悄悄发生巨变，其正在迅速脱离第二世界，向着第三世界狂奔。欧洲的堕落，主要是基于欧债危机、移民、气候议程以及官僚化和左翼化。这四大原因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哪一个还都不容易解决。它们的共同作用结果，就是拖拽着欧洲日益走向社会冲突日益加重，左翼与右翼冲突加剧，经济萎靡不振，产业外迁，无法面对新兴势力的冲击，世界影响力持续下滑的深渊。

本文原载于2025年12月22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