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巴拿马总统诺列加（Manuel Noriega）被美国判处40年有期徒刑；当时美国起诉的罪名之一就是贩毒，但谁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诺列加想要拿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而在后来的1999年，美国最终还是归还了运河，是当时美国“去殖民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短短三十多年后，类似的一幕再度上演，地点换成了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又译马杜洛）被美国起诉，罪名之一还是贩毒。那么，这次非法“审判”，特朗普最后得到什么？

首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家主权、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人身保护，有明确的规定，在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中，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一个国家元首的执政表现，只要其政府仍被视为一个主权实体，就必须享受最基本的外交礼遇和司法豁免。美国这次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并非在国际机制框架内完成，也不是通过多边司法协作推进，而是绕开了联合国体系下对主权的基本原则，完全由自己主导实施的单边行为。

当然，美国的类似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空袭南联盟，2003年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国际法依据即使有，也极为薄弱——美国总会给出一套解释，但并不被普遍接受。又如，2011年在未获巴基斯坦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其领土击毙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长期以反恐为名实施无人机跨境定点清除，争议都长期存在。

马杜罗被美国绑架后，于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首次出庭。这是一次程序性的开庭，主要是为了确认一些流程上的问题，并不涉及具体的所谓“案件”；但毫无疑问的是，不管美方如何将流程做得完美无缺，这场“审判”的本质都是非法的。马杜罗不是美国公民，相关指控也没有发生在美国本土，更不存在委内瑞拉政府授权的引渡程序；按照西方的司法原则，无论从属人、属地、属事哪个角度来看，美国都没有司法管辖权，然而美国还是绑架了马杜罗。一旦这种做法被默认，国际社会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可以效仿，那国际法的意义，就会被不断掏空。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准备用什么法律来审？

毫无疑问，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只能用美国的国内法，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从来就不具备对外国在任元首的普遍适用性，它不是国际法，也不能替代国际法。然而特朗普推动了这场“审判”，等于在告诉世界，美国的法律可以凌驾于国际共识之上、凌驾于任何国家的主权之上，美国可以在自家法院随意起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用国内法来修改任何国家的主权。以前国与国之间，即便实力有差距，但在法律地位、国格上是对等的，但现在特朗普大手一挥——我是“上帝”，你们都是我的“臣民”。

问题来了，美国不是最重视程序正义吗？很多时候，程序甚至压过结果。只要程序无瑕，结果再糟糕也能被视为“合法”。但一到国际事务，美国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安理会不通过就另起炉灶，国际法不顺手就选择性解释，盟友不配合就用制裁、金融工具逼迫站队。表面看，这是赤裸裸的双标。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制度理性，背后的逻辑反而高度一致。

美国的“程序正义”，本质上不是绝对价值，而是风险管理工具。若程序能降低美国自己的风险与成本时，程序就是正义；若提高了风险与成本，程序就变成负担。美国考虑的是什么时候程序是必须，什么时候是可选。这是理解美国例外论的核心，它强调的是“我们可以例外”，其思想基础则是“正义主体化”——我即正义。

在美国看来，正义具有身份属性：自由世界是正义，民主阵营是正义，而美国不仅是正义，更天然是正义核心。山巅之城，正义之源。正义一旦被人格化、国家化，判断顺序就会倒置：不是“遵守程序所以正义”，而是“我代表正义，所以我的行为原则上正义”。

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法与多边机制。多边程序的本质，是让强国也要面对否决、审查与约束：安理会的投票、国际机构的调查、国际法院的管辖……这些机制会迫使强国解释、妥协或等待。就美国而言，一旦这些程序妨碍行动，就被视为“低效” “阻止我们做正确的事”。于是绕开安理会改用联盟框架；绕开国际司法机构，强调“我们不承认，不受管辖”。实用第一，规则第二。制裁与金融封锁则更灵活，往往是先行动、后合理化。冻结资产、切断结算、迫使企业退出、封锁关键贸易通道……这些手段可以在不宣战、不占领的情况下给对方制造混乱和麻烦，再让对方在现实压力下谈条件。行动之后再补充解释，解释永远来得及，因为成本已经先丢给对方了。而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叙事，则成为了例外行动的合法性外壳。这套叙事裁剪空间大，适配性极强。盟友如果有问题，可以被解释为“在进步中”“情况复杂”；对手有问题，则被定义为“独裁威胁”“邪恶轴心”。

美国反复用“使命”、“正义”话事，其实是在向世界释放一个信号：规则如何执行，最终取决于叙事与力量。如此下去，国际秩序就会从“基于规则的治理”必然退化，最终从可协商变成不可协商，冲突更难收束。而在同盟体系内部，你愈频繁地把规则变成“选择题”，盟友愈会意识到，今天你可以对对手例外，明天也可能对盟友例外。信任与合作就有了风险，例外愈多，长期成本愈高，只是这些成本往往不会立刻显现。

而美国确实有相当多人真心相信，我们即正义。这种确信一旦与强大的行动能力结合，就形成了高度自洽的结构，推动美国一次次自行其是。这正是其最危险之处：它并非知错不改，而是坚信所谓正义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