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家媒体报道及在俄罗斯经商人士了解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政府持续加强对私营资产的管控与再分配，这一趋势在2025年至2026年初达到空前规模。有数据显示，仅2025年俄罗斯政府强制没收的私营资产总额就超过3.1万亿卢布（约合340亿美元），是2024年的4.5倍。自2022年以来累计被收归国有的资产总额估计已达4.3万亿至6.5万亿卢布。

被没收的私营资产包括俄罗斯圈定的西方“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让人吃惊的是，没收对象也涵盖俄罗斯本国战略性私营巨头。很多俄罗斯亿万富豪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个人资产，比如，德米特罗·卡缅什奇克失去多莫杰多沃机场的控制权，最大零食生产商丹尼斯·什滕赫洛夫失去KDV集团，俄罗斯第四大黄金生产商康斯坦丁·斯特鲁科夫失去尤朱拉尔佐洛托集团等等。除了上述那些大企业外，还有很多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和远东地区的私营企业财产被大规模地强制没收。

没收私营资产的理由则很官方，没有过多的辩解空间，包括追溯私有化违规：重新审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交易，声称当年的交易存在违法行为；反腐败诉讼：以所有人涉及贪腐或非法所得为由没收；国家安全与战略资源：声称出于战争需要，关键的基础设施或资源企业必须由国家掌控；极端主义罪名：对那些被认为与外国势力有联系或批评政府的企业主扣上“极端主义”帽子并没收财产。

可以说，俄罗斯这几年大规模没收私营企业资产的行为，从背景和逻辑上看是其长期深陷俄乌战争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必然举措。因为战争背后就是经济的消耗战，俄罗斯的经济本身就一直走下坡路，前些年短暂的反弹改变不了其经济羸弱的本质，而俄乌战争和欧美制裁短时期就让其几乎打光了家底。有数据显示，2025年俄罗斯军费支出占GDP比例已超过6.3%，占财政预算更是超过30%。因此，在大规模且长期的战争消耗下，俄罗斯经济和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制裁之下的外部收入大幅下降，单纯依靠现今的经济增长和常规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满足战争消耗的实际需要，那就只能通过非常规的直接没收私营资产这一简单粗暴但有效的手段来弥补了。

事实上，通过大规模没收私营资产，俄罗斯也确实进一步强化了对国内能源、矿业、物流和军事相关产业的绝对控制，增加了战时收入。除此以外，没收私有财产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利益再分配：这些被没收的资产往往在短时间内被转售或移交给对克里姆林宫效忠的新一代亲信或投资者，以稳固政权的社会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生存压力面前，私有产权保护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从苏联解体后的“寡头经济”到普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始终未建立起稳定、透明、可预期的产权保护体系。俄乌战争反而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负面冲击。

其实，即使抛开俄乌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不谈，俄罗斯的营商环境一向以不确定性强、行政干预多、司法独立性弱著称。世界银行《2025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俄罗斯在“合同执行”与“财产登记”两项关键指标上得分全球排名靠后。近年来，随着战争持续，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战略行业的控制，通过修改相关法规，扩大“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私营企业受到巨大影响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营商环境之外，俄罗斯社会常态也没好到哪里去。2025年俄罗斯对中国开放免签后，前往旅游的中国游客普遍反映遭遇诸多困扰：海关审查随意性强、服务不规范、支付受阻、随意执法、遭遇索贿等。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在战时状态下的普遍反映——行政效率低下、规则执行随意，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经历了多年战争与制裁的俄罗斯，其经济生态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外资的实际容纳能力正在进一步下降。

目前，中资企业表面上尚未成为俄罗斯私营资产国有化的直接目标，甚至在能源、基建、汽车等领域仍有新项目签约。网络舆论中亦不乏声音认为，中俄属于战略友好国家，俄罗斯对中国的企业“应与西方不同”。然而，事实可能远比表象复杂，俄罗斯本国私营企业尚且难以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资在内的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的法律与财产保障实际早已大幅削弱，只是受影响程度和时间问题。

俄罗斯在战时经济体制下的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利益优先于传统商业规则的深刻重构。这一转变源于战争环境对资源集中调配的极端需求，导致法律执行、经济契约和权力关系发生系统性调整。这意味着，一旦俄方认为某项目或资产涉及“战略安全”或“战时需要”，即便中资企业也可能面临被征收、强制参股或经营受限的风险。

如果中企在此时仍盲目扩大对俄投资，可能面临资产安全、资金流动、供应链与合规以及声誉等多重风险。在俄资产可能因“国家安全”等理由被征用；严格的资本管制与汇率波动使利润汇回困难；西方制裁持续可能导致次级制裁风险；过度深入参与俄罗斯经济，还可能影响中企在全球其他市场的形象。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固然重要，但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理性、可持续的基础上。当前俄罗斯的经济体制与政策环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企业决策不应停留在“友好国家”的表面认知，而应深入评估其法律、财政、运营层面的真实风险。中国政府也应加强对赴俄投资企业的风险预警与指导，避免企业在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从国家战略叙事层面强调“友好国家”，对出海企业来讲是极不负责任的。

最终分析结论：

近年来，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与欧美制裁中，国家经济和财力早已无法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私营资产国有化成为战时常态。尽管中资企业暂未成为直接目标，但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当前仍站在“友好国家”的战略层面叙事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可能使出海企业陷入资产冻结、资金滞留、供应链断裂等多重困境。这不是简单的市场风险，而是由国家行为逻辑转变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资企业要谨慎进入俄罗斯市场。

本文原载于2026年1月22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