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法治体系中，“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被视为司法公正的基石——任何主体在被依法证明有责之前，应被视为清白。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刑事被告，也延伸至企业治理争议中的权利保障——未经充分证据与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其财产、控制权或经营自主性。

然而，在安世半导体（Nexperia）控制权之争中，荷兰法院的操作却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背离。它未待调查完成，便先行冻结中资股东99%的投票权；未经听证质证，就暂停中国籍CEO职务；更以“存在合理怀疑”为由，将一家正常运营的跨国企业置于事实上的“预防性接管”之下。

这种“先处罚、后查证”的做法，本质上是对程序正义的倒置。它将本应作为结论的“责任认定”，提前转化为干预措施的前提，使“调查”沦为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这不仅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关于公平审判的核心精神，也动摇了投资者对欧洲法治环境的基本信任。当司法机关以“临时措施”之名行“实质性惩罚”之即时，所谓“无罪推定”便成为空洞口号。

事件最新进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2026年1月11日，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Amsterdam Court of Appeal）正式裁定，维持此前所有临时措施，继续暂停安世半导体中国籍CEO张学政的职务，将公司决策权交由欧洲董事团队，并正式启动对公司“管理不善”的正式调查。这意味着，闻泰科技（Wingtech）——这家中国民企作为安世半导体100%控股股东——在重新夺回子公司控制权的法律斗争中再度败诉。而这场司法僵局的代价正由实体经济承担。由于中欧业务割裂，安世半导体全球供应链持续紊乱，已导致部分欧洲汽车工厂面临停产风险，危机正在延长。

回顾整个过程，荷兰政府早在2025年9月便以“国家安全”和“公司治理缺陷”为由，援引冷战时期的《物资供应法》强行介入安世运营。10月初，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在未给予中方充分申辩机会的情况下，闪电裁决暂停张学政职务，并任命第三方托管人接管公司。

如今，法院又以“调查需时”为由，无限期延续这些限制性措施，并坦言此类调查“超过六个月也并不少见”。换言之，闻泰科技作为合法股东，可能在长达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被剥夺基本治理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举证责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院在裁决中声称“有迹象表明张学政在制裁威胁下未经内部协商改变公司策略”，却未提供确凿证据。闻泰科技反驳称，相关指控源于三名外籍高管的单方面陈述，且所谓“技术转移”实为正常商业协同。事实上，在闻泰控股期间，安世半导体营收从2019年的不足百亿增至2024年的147亿人民币，毛利率提升近20个百分点，并实现零负债运营——这样的业绩表现，竟被定义为“管理不善”，令人匪夷所思。

讽刺的是，当初似乎是荷兰政府配合美国2025年9月29日出台的“出口管制穿透规则”（将实体清单企业持股超50%的子公司一并制裁），才迅速启动对安世的干预。法庭文件显示，美方早在2024年6月就向荷方明确表示：“若要获得豁免，必须更换中国籍CEO。”

荷兰经济部虽公开否认受美指使，称时机“纯属巧合”，但行动节奏之紧密、手段之精准，难掩其作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马前卒”的角色。如今，荷兰法院一面高举“保障供应链稳定”之旗，一面却无视其自身干预正是造成供应链断裂的根源。

归根结底，法治不应成为地缘政治的遮羞布。当“无罪推定”仅适用于西方企业，而对中国投资者则代之以“有罪预设”；当“程序正义”在涉及中国资本时可被轻易搁置，所谓的“欧洲法治例外主义”便不再是理论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荷兰法院若真秉持中立与公正，就应尽快完成调查、作出终裁，而非让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在“临时措施”的阴影下无限期煎熬。否则，这场所谓的“司法程序”，终将损害的不仅是闻泰科技的利益，更是欧洲引以为傲的法治声誉、契约精神与全球投资者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