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也好，伦敦也罢，每当一位西方领导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一种熟悉的焦虑便会准时在大西洋两岸的评论版面上弥漫开来。

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尚未动身，该国发行量最大的商业类报纸《商报》便急不可耐地发出警世恒言：“千万不能示弱叩头。” 这让人想起不久前访华的英国首相斯斯塔默（Keir Starmer），他刚因带回一份涉及威士忌关税和免签的成果清单，就被保守党领袖柏丹娜（Kemi Badenoch）嘲讽为“除了行李箱里的Labubu玩偶，什么也没带回来”，甚至恶毒地建议他检查一下玩偶里有没有窃听器。

西方舆论陷入对中国的“叩头”焦虑

这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舆论造势，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中的固定剧目。它揭示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对于许多西方政治精英而言，一趟“成功”的访华之旅，似乎不再是谈成了什么，而是证明了“没跪下去”。默茨的顾问们给出的锦囊妙计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必须给中国市场设定条件，必须充满自信地问“你们（中国）能为我们做什么？”

若仅从媒体报道描绘的画面看去，北京仿佛是一个排满了朝贡使节的紫禁城。中国官员被描绘成“自信爆棚，连路都不会走了”，而西方领导人则像是在排队等候召见的请愿者。中国的国家媒体更是被指责“不无自诩地宣称，西方各国首脑目前正在排队来北京朝圣”。

然而，这种叙事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西方舆论场为国内消费而精心编织的一场精神防御战。

中国从未要求任何领导人“叩头”，无论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还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中国始终以大体相当的礼仪待之。真正让西方焦虑的，并非中国接待方式的亲疏冷热，而是自身面对谈判桌时，突然发现剧本已不在自己手中的不适感。当他们习惯于以“教师爷”的姿态登场，如今却发现自己需要“敬仰”中国的宇树科技机器人时，心理的失衡便转化为对“卑躬屈膝”的病态恐惧。

更有趣的是签证这面镜子。此前中国已向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签证免签政策，预计将在默茨访华期间进一步优化并延长对德免签政策，继续向德国民众敞开大门；而德国乃至申根区对华签证却依然关卡重重。这种单方面的便利，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并非合作的诚意，反而被解读为中国“有所求”的证据——他们既想要这份实惠，又嫌弃这份实惠弄脏了他们的尊严。

西方政治与舆论一直在宣扬中国是一个落后贫穷，且是一党专政，集权统治的恐怖国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他的人民满世界跑，现在单向大开国门欢迎西方人的到来！

西方心态的三次误判与演变

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教授曾精准地总结过西方对华认知的“三步误判”：第一步，认为中国的制度无法创造财富；第二步，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西式民主化；第三步，试图指导中国按西方规则行事，却发现中国已足够强大且倾向于走自己的路。这三次误判的相继破产，正是西方心态从傲慢走向焦虑的根源。

曾几何时，西方领导人访华更像是一场“授人以渔”的布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更有一种制度上的优越感。而今天，当德国总理的行程中赫然列着参观宇树科技时，当斯塔默在上海惊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时，这种“取经”与“传经”角色的悄然互换，刺痛了西方最敏感的神经。

《商报》评论酸楚地提到“工程师之国——德国总理都要来敬仰中国造的高科技”，这种酸楚恰恰暴露了心态天平失衡后的倾斜。

于是，一种扭曲的心理补偿机制开始运转——既然无法在实力对比上维持俯视，那就要在道德姿态上占据高地。 因此，任何寻求合作的务实姿态，在国内政治光谱中被迅速解构为“卑躬屈膝”；任何经济利益的交换，被简化为原则的丧失。

西方媒体热衷于炒作中国官员的“自信爆棚”或“排队朝圣”等带有羞辱性的意象，实则是在用一种反向的修辞来对冲内心的失落。这种叙事的潜台词是：虽然我们可能需要中国的市场，但我们绝不承认需要“求”中国，我们要以一种“受迫害者”的姿态去“谈条件”。

这种心态将演变成什么？它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长期的、非理性的对华政策内耗。如果西方不能摆脱这种“要么我教你，要么你压我”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果每一次高层互动都沦为国内舆论关于“是否叩头”的朝堂辩论，那么西方将错失真正“了解整头大象”的机会。

正如桑德施奈德教授所言，现在的中国比德国更愿意保持对话。当西方忙于给来访的领导人打上“是否软弱”的标签时，他们或许忘了，真正的软弱并非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共识，而是除了歇斯底里地高喊“别跪下”，已拿不出任何应对世界变局的建设性方案。

中国有句古话：“实墨无声空墨响，满瓶不动半瓶摇。”那些关于“叩头”的喧嚣，恰恰映照出西方内心深处那瓶“半瓶醋”的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