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代表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宣布将中国基因检测企业华大集团及其两家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相关公告于29日刊登。三家企业全部或部分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时，将适用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可反驳推定。进口商必须满足法定条件，并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取得例外。

撰文：杜志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张周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科研助理）

此前，这部法律大多出现在棉花、多晶硅和有色金属的新闻里。这一次，制裁矛头首次对准了全球基因测序领域少数能与美国行业龙头正面竞争的中国企业。

事件一出，很多人会生出“何德何能”的感慨。这四个字，既可以问“凭什么被盯上”，也可以问“到底有什么本事”。拆开来看，“德”是美方给出的惩戒理由，“能”才是华大被盯上的真正原因。实际上，美方罚的是“德”，防的是“能”。一边是尚未公开可供独立核验证据的强迫劳动指控，一边是华大在专利、成本和市场上对美国行业龙头的持续冲击。两相对照，美方此举涉嫌以“强迫劳动”之名，行压制竞争对手之实。

一家在三条战线上撼动美国龙头的中国公司

华大于1999年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承担了其中约1%的测序任务。2013年，华大完成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收购。这笔最初公布总价约1.176亿美元的交易，成为华大积累测序技术的重要一步。可以说，华大的成长本就发生在跨国技术合作与商业交易之中。此后十余年，华大相关企业在专利、成本和市场三条战线上，持续向全球基因测序与芯片技术的绝对龙头企业Illumina发起挑战。

专利博弈方面，2022年，双方就在美国围绕测序技术展开的多项诉讼达成和解，Illumina同意向Complete Genomics一次性支付3.25亿美元，并处理双方既有判决与相关专利许可。在美国司法体系内、按美国规则得出这样的结果，说明华大已经拥有足以与行业龙头相互制约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成本端的进展，则让华大握有了价格竞争的筹码。华大智造在2023年公布，DNBSEQ-T20×2在特定的大规模运行条件下，可把每个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成本降至100美元以下，计算包含设备折旧。这虽是企业自己的测算，却指向一个清晰的趋势：测序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而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参与推动这条成本曲线下行。

市场层面的变量同样不容忽视。中国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土测序平台，已是海外产业研究关注的现实变化。与此同时，2025年2月，中国将Illumina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3月又禁止其向中国出口基因测序仪，这也改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条件。华大在国内市场的增长，既来自技术追赶，也受益于政策环境，二者应当分开看待。

合起来看，华大的“能”，在于它已成为在关键生物技术赛道上，能从专利、成本和市场多方面向美国龙头施加压力的中国竞争者。替代供应商越具竞争力，客户的选择就越多，既有企业的定价空间和市场优势也越可能受到挑战。而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25年的报告中，明确将保持美国生物技术领先地位与对华竞争联系起来。在美方这一视野下，华大的技术追赶已超出企业竞争本身，具有了战略分量。一旦一家企业被视为需要遏制的战略竞争者，“强迫劳动”这类人权议题也就可能被拿来充当压制竞争的工具。

清单上的华大　层层加码的限制

此次UFLPA列名，并非美方针对华大的首次限制。2020年，美国商务部将新疆丝路华大、北京六合华大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3年，华大研究院、华大法医等关联主体又被列入该清单。2025年底，《生物安全法》相关条款随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签署成法，为限制特定生物技术企业参与联邦采购和资助建立了制度路径。到了这一次，矛头已直接指向华大集团本身及其两家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华大智造。

从出口管制到联邦采购与资助限制，再到进口执法，美方采取的措施虽然法律依据不同，却逐步将压力延伸至技术获取、合作资格和市场准入等多个环节。名目一换再换，对准的却始终是同一家企业的技术能力与市场空间，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此次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将基因检测活动及相关技术能力与其所指控的强迫劳动行为联系起来，并将新疆来源遗传材料的检测业务作为部分企业的另一列名依据。这一适用方式可能进一步压缩中国基因科技企业的国际经营空间，也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基因检测活动与具体强迫劳动行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证据联系？

指控链条上的可见环节与缺失榫卯

对此，美方给出了自己的叙事：基因检测用于识别与管控特定人群，进而为其所指控的强迫劳动提供便利。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告称，华大集团、华大基因与新疆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基因检测，华大智造提供相关检测能力。这些活动被指便利了美方所称的强迫劳动人员招募、运输和转移，三家企业因此被列入UFLPA实体清单。华大集团与华大基因还因检测新疆来源遗传材料，被列入另一类别。顺着这套逻辑，实验室里的测序仪也被纳入制裁理由，技术供应商由此被卷入人权争议。

围绕这些指控，公开材料首先呈现的是企业间的业务联系。美国风险情报公司Kharon依据企业披露资料指出，华大基因、华大智造曾向华大法医供货，后者向公安部门提供DNA检测物资。华大集团则明确否认参与任何强迫劳动行为，并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

这些业务如何与强迫劳动发生联系，是美方仍需解释的关键。公告以“有合理理由相信”为依据，认定检测活动为相关行为提供了便利，但并未完整公开可供独立核验的底层证据。这正是现有业务线索与美方列名结论之间仍待说明的一段距离。

列名之后，这项责任认定产生了覆盖企业其他业务的后果。如前所述，被列名企业全部或部分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时，原则上都适用可反驳推定，进口商须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才可能获得例外。即使产品与被指控项目没有直接联系，也可能因生产主体被列名而受到限制。对这类产品，进口商能否取得所需材料、通过例外程序恢复正常交易，直接关系到限制的实际边界。如果无涉争议的产品也因难以完成举证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就需要进一步审视这种负担与防范强迫劳动风险的目的是否相称。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空间，不应因缺乏充分依据的扩大化限制而受到挤压。

这也让“德”的指控，最终落脚到“能”的市场竞争。对华大而言，即便设备在性能与价格上具备优势，采购带来高昂合规成本与供应链不确定性，海外客户也可能转向其他供应商。市场竞争还未分出高下，政策壁垒可能已经改变了客户的选择逻辑。本应在技术和价格上见分晓的较量，被挪到赛场之外的合规门槛上提前判定。所谓“强迫劳动”执法，客观上起到的正是为竞争对手清场的作用。

以“德”为名挡得住“能”吗？

面对这场以“德”为名的限制，中国已有明确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29日答记者问时，驳斥美方所谓强迫劳动指控，重申新疆各族群众劳动就业权依法得到保障，批评美方借人权推行单边保护主义、打压中国企业，并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我方权益。落到华大事件上，中国要捍卫的是中国企业依靠技术与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正当权利。

但外部限制持续加码，单靠国家层面的回应，并不能替华大化解所有难题。企业必须依靠产品、成本与服务稳固客户，用完整的业务记录和规范的数据治理回应外界质疑。当海外客户持续选择华大的产品与服务，限制措施牵动的就会包括这些客户自身的成本与利益，企业的竞争力也由此成为抵御外部限制的实际支撑。国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持续锤炼核心竞争力，二者相辅相成。

“德”的争议不能脱离证据，“能”的竞争也不应被涉疆指控所裹挟。若拿不出可供独立核验的证据，却让列名后果覆盖企业的全部业务，美方就难以洗脱以“强迫劳动”之名、行压制竞争对手之实的嫌疑。美方有责任说明具体行为与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中国则有理由反对以单边限制压缩中国科技企业的正常发展空间。人权话语一旦沦为产业竞争的工具，损害的不只是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也是全球科研与临床用户的选择空间，以及反对强迫劳动这一议题本身的公信力。一场以“德”为名的限制，最终考验的是中国企业的“能”是否足以跨越政治与市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