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历史由来已久，过去在线下从事按日、按件、按项目结算的临时工都属于零工的范畴。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互联网时代的零工兴起，“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对“零工经济”的工作类型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零工经济”参与者可分类为临时帮助机构的工作人员（temporary help agency workers）、随叫随到的工作人员（on-call workers）、合同工（contract worker）和自由职业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 or freelancers）。根据这一统计口径，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零工经济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令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灵活就业市场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已突破2亿人，占整体劳动力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阿里研究院估计，到2036年中国会有高达4亿的劳人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用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零工经济，或者说劳动力市场非固定、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后福特主义劳动形态的全球化表现。福特主义时代的劳动制度以规模化生产、终身雇用、标准化工时与福利为特征，核心逻辑是效率与稳定的结合。而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经济转型，生产方式的灵活化成为主导趋势。

互联网与讯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结构变化。算法帮助精准匹配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企业通过外包、众包、平台化组织来降低人力成本和管理风险，劳动者则以“自由职业者”或“个人承包商”的身份参与劳动。这种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以灵活化、短期化、网络化为关键词，是技术进步、全球资本流动、劳资关系重组和政策导向的综合结果。

因为快速的数字化转型，中国成为后福特主义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发达的数字平台和智能算法，迅速壮大了中国零工经济的规模，也带来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度分化：一方面，平台释放了巨大的灵活性，让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能以更低的门槛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也在悄然瓦解传统的稳定就业框架，使得“固定岗位、长期合同、稳定福利”的就业模式逐渐让位于短期、临时、项目制的劳动关系。零工经济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实现高收入化、却已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说是尤其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削弱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造成代际贫困等复杂社会问题。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日本“非正规雇用”（hi-seiki koyō/non-regular employment）的趋势已经延续数十年，远早于中国，而“非正规雇用”的趋势已经对迅速老化的日本产生深刻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的非正规雇用劳动者比例逐渐上升，形成了以兼职、派遣和临时工为主的就业结构。当时，日本企业为应对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开始大规模采用非正规雇用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增强灵活性。

起初，这种调整似乎为日本企业带来了竞争力的恢复空间，但长期后果却极其深远。到2000年代后期，日本非正规雇用员工比例已接近40%，其中年轻人和女性占主体。这一群体普遍面临收入偏低、职业晋升受限、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形成了结构性的“青年贫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日本非正规雇用劳动者的年收入通常低于200万日元，远低于正职员工的收入水平。

“非正规雇用化”趋势深刻影响了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的结婚率从1990年的每千人7.0对已降至2025年的约4.5对，而生育率则徘徊在1.3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原因在于，非正规雇用工作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让许多人难以负担家庭开支和子女教育。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本应促进性别平等，但非正规雇用化往往将她们局限于低薪岗位，进一步抑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

与此同时，日本的老年人口比重却不断攀升，导致社会抚养负担急剧增加。养老体系依赖于社会保险缴费，但非正规雇用员工往往被排除在全面的福利体系之外，因此导致养老金积累不足，国家养老基金的压力剧增，许多中年非正规雇用者在退休时面临贫困风险。

同时，非正规雇用化趋势对社会心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的不稳定就业削弱了个人的归属感与社会信任，日本年轻一代普遍表现出对未来的焦虑与无力感。可以说，非正规雇用的趋势既削弱了日本的经济活力，也侵蚀了劳动者的信心和社会凝聚力。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类似的结构转折点上。虽然中国的零工经济与日本的“非正规雇用化”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中国更依赖数字平台与互联网经济，日本更符合传统路径的劳资调整，但背后都是企业追求灵活性与成本控制，劳动者被迫接受风险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利润压缩、服务业占比提升，这一趋势只会进一步加剧。平台经济固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却也在制度上放大了不平等，平台掌握数据与算法优势，而劳动者处于讯息与议价的弱势地位，最终形成了“数字时代的非正规雇用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为这种趋势叠加新的风险。根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接近三成。社会保障体系在财政压力之下，必须依赖稳定的社保缴费和税基支撑，而零工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恰恰削弱了这一基础。大量灵活就业者因缴费机制不完善而成为社保体系的“灰色地带”，不仅使个人养老和医疗保障缺口扩大，也威胁到制度的整体可持续性。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口扩大，这三者的叠加，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是致命的。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目前已开始探索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改革和劳动权益保障。部分城市推出了针对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的专项保险，社保部门也尝试建立“个人缴纳+平台代缴”的新机制。然而，从制度设计的完整性与执行力度来看，这些举措仍处于试验阶段，覆盖面有限，且缺乏全国层面的统筹机制。零工劳动者缺乏组织化力量，也使其议价能力难以制度化。若这一趋势继续无序扩张，零工经济的“灵活性红利”可能迅速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劳动市场的灵活化在短期内有助于企业适应经济转型，但若缺乏配套的社会政策与制度保障，长期结果往往是社会两极分化和代际断层。中国需要在发展零工经济的同时，重新思考劳动制度的底层逻辑：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应当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将灵活用工纳入社保、税收、职业培训、劳工权益保障等完整体系中，而非将其视作“例外”。只有这样，科技进步带来的灵活就业，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非风险源。

未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不再以“雇佣关系”为核心，而是以“劳动关系网络”为特征。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边界将更加模糊，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将持续演变。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劳动者的基本保障与社会参与权都应得到制度化承认。科技塑造了新的劳动形态，而制度必须回应这种变化。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适应零工经济的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建立起一个兼具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劳动市场，让零工经济成为经济结构升级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桥梁，而非裂缝。

最终分析结论：

从日本“非正规雇用化”的历史可以看到，劳动市场的灵活化若缺乏制度保障，最终会带来贫困、少子化和社会信任崩解等长期风险。中国的零工经济在技术进步和平台创新的作用下，同样面临收入不稳定、社保覆盖不足和职业流动受限的问题。在“未富先老”的严峻现实面前，这种不稳定性可能迅速演化为系统性社会压力。因此中国必须提前建立与灵活用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与劳动制度，让零工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而非隐忧。

本文原载于2025年10月29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