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欧洲人的生活，简直令全世界“羡慕嫉妒恨”：带薪年假动辄四五周，“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成为默认的基本权利，医疗免费、大学低费甚至免学费，失业救济覆盖周全，退休金慷慨大方……可以说，欧洲在福利和闲暇上“一骑绝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被制度保障”的自信，欧洲人才有足够的精力专注于更“高大上”的价值议题。无论是碳中和、绿色转型、ESG规范，还是性别平等、多元文化、移民议题，欧洲都自认为站在全球文明的前端，并以一种“引领者”的姿态让全球向之看齐。

当然，这种底气的主要支撑并不是所谓的道德抱负，而是雄厚的物质基础。欧洲的“第一桶金”来自数百年的全球殖民体系，通过垄断贸易、资源掠夺与资本积累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集中。这些历史记载中的财富积聚无需多言，奠定了今天欧洲的基本面貌。

技术创新是推动欧洲财富跃迁的又一大动力。18世纪末至20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更奠定了欧洲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为欧洲后续的军事、技术、金融和制度优势打下基础。尤其是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让欧洲人的财富再一次实现跃迁，形成了持续到现在的高福利保障体系。据OECD数据，1950—1973年间，西欧人均GDP年均增长高达4.1%—4.5%，工业化国家的总体GDP增速稳定在5%—6%区间，居民生活水平在23年内完成翻倍。德国在此期间人均GDP累计增长约170%，法国约140%，意大利更是从战后废墟跃升为全球第四大工业国。

进入21世纪，欧洲的增长曲线却悄然“掉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欧洲当头一棒，紧接着的欧债危机让南欧经济几乎“熄火”，西欧和北欧强国被迫背上沉重的救助包袱。201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的潜在增速下滑至1%以下，生产率增速接近于零，经济动能显著不足。接下来，2020年的疫情又给了欧洲致命一击，供应链断裂、技术、产业与财政短板被放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

2024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仅有0.8%，2025年预计也只有0.9%，欧元区深陷“零增长陷阱”。反观大西洋彼岸，美国在高利率周期仍能保持2.5%以上的增速，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依然维持5%左右的经济扩张。所以，欧洲经济“吃老本”的现象非常明显，经济发展实际是在原地踏步。

作为曾经的制造业中心，欧洲现在正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欧盟“经济发动机”德国，已显现出“熄火”迹象。德国制造业PMI自2022年起连续30多个月低于50，2024年底更跌至42.5；工业产值在2025年8月骤降4.3%，跌至2005年水平，汽车产业更是暴跌18.5%。欧洲的另一经济强国法国也好不到哪去，PMI长期在44上下徘徊，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订单全线暴跌。为了留住企业，欧洲不惜简化和削弱ESG法规，取消公司制定气候转型计划的义务。曾经站在全球绿色监管最前沿的欧盟，如今为了留住企业也不得不后退两步，这种“政策投降”颇有讽刺意味。

随着经济增长疲软而来的，还有维持高福利的财政压力。过去一年间，法国三任总理因预算案相关危机而相继下台或被迫辞职。高福利、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压力巨大，导致预算案屡屡卡壳。市场对法国的财政路径深感忧虑，法国国债收益率多次因政治危机被推高。在养老金体系举步维艰的背景下，法国早在2023年就启动养老金制度改革，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同时要求将缴费年限从42年延长至43年，以填补预计到2030年将达每年130亿欧元以上的养老金缺口。然而由奢入俭难，法国国内为此爆发全国性罢工，大规模示威持续数月，工会誓言“宁可瘫痪国家，也不接受退步”。

一系列数据和事件连点成面，构成了欧洲结构性衰退的全景。那么，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总结来看，关键驱动因素是支撑欧洲战后崛起的四大红利正在同步消失，而欧洲自身却没有及时完成必要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并且继续在妄自尊大。

首先，欧洲的外部安全红利正在流失。

冷战时期，美国承担了欧洲绝大部分安全成本。ew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更显突出。NATO 2024年的报告显示，欧洲盟国军火库存已“严重耗尽”（severely depleted），特别是155mm炮弹、HIMARS导弹和防空系统弹药（如IRIS-T、爱国者Patriot），欧洲的军火供应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特朗普曾多次在国防支出问题上公开指责欧洲盟国“搭便车”。这一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NATO的军费支出报告，2024年，美国国防支出约9680亿美元，占北约总支出的66%，而德国和法国直到2024年才刚刚摸到占GDP 2%的“北约标准”。所以，欧洲“低军费-高福利”的结构得以维持，本质上有美国的国防投入作为隐形补贴。对此，特朗普公开要求NATO 32国将国防支出从占GDP 2%提高到5%，并威胁若不达标，就从乌克兰撤军或减少援助。

当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欧洲不得不重新增加国防预算。2024年，德国被迫宣布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费扩张，将军费提高到GDP的2.1%；波兰更是直接升至3.9%，成为北约最高。问题在于，这些新增军费并非来自增长，而是挤占本就紧绷的财政空间，意味着原本投向医疗、养老金、教育和福利系统的预算被迫向国防倾斜。对于支出体系已经臃肿、财政赤字普遍偏高的欧洲国家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二项瓦解的是能源红利。

如果说美国提供的安全造就了欧洲的和平基础，那么俄罗斯提供的廉价能源则筑起了欧洲工业和民生的“护城河”。2021年以前，俄罗斯管道气占欧盟总天然气进口量的40%-45%，年均供应量超1500亿立方米（bcm），价格仅为液化天然气（LNG）的60-70%。俄乌战争后，欧洲试图以决绝的政治姿态切断对俄能源依赖，但现实却远比政治口号复杂。欧盟对俄罗斯管道气实施制裁之后，欧洲对俄罗斯LNG进口量和价值双双反弹，2024年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上半年更进一步。欧盟禁止海运俄罗斯原油，但印度和土耳其成为“中转站”。即便如此，能源价格飙升仍旧对欧洲的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盈利压力，大量企业关停或外迁。

2025年上半年，欧元区工业电价指数虽较2022年峰值降30%，但仍徘徊在每兆瓦时80-100欧元的“警戒线”，远高于疫情前水平，导致企业利润率平均下滑15-20%。即便欧洲未来逐步摆脱了俄罗斯能源（他们也一定会这样做），欧洲可获得的替代能源都无法在成本与稳定性上覆制过去的模式。因此，能源结构重塑意味着产业结构被迫重写，而欧洲目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场代价高昂的切换。

第三项瓦解的是全球化红利。

整个战后时期，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球化分工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1947）和欧盟统一大市场（1993）将欧洲的劳动密集型和中低端制造业交给成本更低的亚洲、东欧，而自己则保留高附加值环节，同时收获廉价进口商品所带来的低通胀与高消费福利。欧盟跨国集团通过海外布局获取巨额利润，再回流欧洲本土，支撑了本国的福利体系。然而，疫情和地缘政治冲击的叠加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供应链安全成为政策核心，“去依赖”“去风险”成为全球贸易的主旋律，欧洲不得不为产业链回流支付高昂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欧洲曾经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来自技术与市场优势，现在这些优势却被中国等其他经济体追赶甚至超越，欧洲自己的产业与资本再也无法“轻松回来”。

最后是人口与劳动力红利的消失。

欧洲曾通过婴儿潮和移民获得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当下，欧洲的原生人口持续萎缩，移民虽然在数量上补充了本土人群的流失，但却越来越难以有效融入主流劳动力市场。Eurostat 2025版人口投影显示，如果没有移民，欧盟人口将从2025年的4.49亿锐减至2050年的4.09亿（降幅9%）。但快速涌入的移民群体与欧洲本土社会的文化摩擦，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导致社会撕裂、犯罪率上升和民粹崛起，又不得不在争议声中加强边境管制，结果就是移民导致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

此外，欧洲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高福利体系又令欧洲人的工时和工作效率与美国相比均明显偏低，增加了劳动力的隐形成本。OECD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平均周工时仅34.5小时（德国33.5、法国34），远低于美国的38.5小时；每小时GDP产出仅67.5美元，美国则高达80美元以上。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又对欧洲各国形成“财政黑洞”。随着“婴儿潮一代”集体退休，2024年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比率（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约为34.5%，即每3名工作者需“养”1名老人，较2009年的25.8%上升显著。随着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和医疗体系正在变成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欧洲福利模式不可持续。

当四项红利同时削弱，一个经济体要么完成重构，要么滑向衰落。欧洲显然属于后者。欧洲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奈何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与利益高度多元，彼此相互掣肘导致重大改革往往难以落地。能源联盟迟迟无法形成，财政联盟推进缓慢，产业政策严重分裂，移民政策左右摇摆，各国国内政治周期进一步固化了“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机制。于是欧洲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拖延，要么妥协。拖延失去时间窗口，妥协失去改革力度。长此以往，制度的惯性被表面的稳定掩盖，直到问题堆积成山才在危机中集中爆发。

过去十年，美国经济在创新和资本市场引领下依然保持强劲扩张，中国在新兴产业的全链条支撑下快速追赶，而欧盟的经济增速长期处于发达经济体末尾。如今德国制造业进入负增长，法国财政赤字连年高企，欧洲整体投资率显著低于美国和东亚，技术创新与风险资本规模无法构成新的增长引擎。欧洲相对衰落的趋势不是短期周期问题，而是结构性与长期性的。

此时回看欧洲的抗议潮、农民运动、反移民情绪和政坛右翼化浪潮，便不再令人意外。高福利模式在经济繁荣时能稳固社会基础，但在增长乏力环境下就会变成撕裂社会的导火索。福利承诺无法兑现，生活成本上升，社会阶层固化，年轻人对未来缺乏信心，民众自然转向寻找“替罪羊”与“简单答案”。因此欧洲出现的政治右倾化，不是偶然，而是经济结构性衰退的必然。按照雷·达里欧（Ray Dalio）的大国兴衰周期理论，欧洲大概已经进入到典型的下行阶段。欧洲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深厚的文化资本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体系，但这些优势正在被结构性约束削弱。如果不能在能源体系、产业政策、财政结构和技术创新上进行深度重构，欧洲的衰退可能会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最终分析结论：

外部安全、廉价能源、全球化分工与人口红利的消退，使欧洲再难维系昔日的高福利、高道德标准与产业优势。按照达里欧的大国兴衰周期理论，欧洲如今已经进入典型的下行阶段。此时回看欧洲的抗议潮、农民运动、反移民情绪和政坛右翼化浪潮，便不再令人意外。欧洲的难题，不是在街头，而在经济底层逻辑本身已经无法支撑其制度架构。

本文原载于2025年12月3日的安邦智库每日经济栏目